国内篇
1 五中全会关注“民富”、“十二五”不提GDP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的特点关键是抓住三方面六个字，一是“转型”，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改革”，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都会相当大。
“十二五”不再追求单纯GDP的增长速度，而讲求经济的增长质量，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挂钩，要使各阶层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国强转向民富，这是与“十一五”最大的差别。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在即将过去的“十一五”期间，中国以大约10%的GDP增速傲居世界之首。而公报中关于“十二五”规划的精神则描绘了一个旨在缩小中国贫富差距的经济蓝图。
中国正努力通过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经济体来说，这样的计划要落实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工人和农民需要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更能承受的房价，而这些都需要政府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政府已经越来越注重质量而非数量。针对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很有可能将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十二五”规划显示了政府在中期内追求更低的增长速度，同时着手各项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使其更依赖于国内消费而非出口。这样做将会向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几年里，将更关注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而并非此前以环境和劳动力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 （徐峻音）
2 温家宝总理深圳讲话引发政改大讨论
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继深圳讲话之后，数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学习时报》刊发题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的文章，一时，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再度升温，围绕着“要不要改？怎么改？”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人民论坛》刊发王长江的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既得利益在作怪》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想继续向前就很难。改革难以推进，是因为既得利益在作怪。《人民日报》刊发署名郑青原的《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章，指出政改的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红旗文稿》刊发署名文平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文章，重申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不要改、有没有改的问题，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采取什么方式改的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政治原则。
（海印子）
3 2010年重大法律修订
《侵权责任法》生效。2009年表决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这部与《物权法》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法律，核心在于保障私权。它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专利权、继承权等一系列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提供全方位保护，其中许多内容是法律上第一次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它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随着《侵权责任法》的修订完成，我国民法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宣告完成，这意味着我国制定统一《民法典》的基础已经形成。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大会代表法》。2010年10月28日，《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是自1992年颁行以来，《代表法》的首次修正。18年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与完善，产生了一些广受关注的创新尝试，比如“专职代表”与“代表工作室”等。然而《代表法》修正案却对于这些尝试紧急叫停，由此引发了公众和学者对于“民主与法治重大倒退”的疑虑。不少学者认为，人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所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突破口和希望所在，代表法的改革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慎重对待。
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该修正案有许多重要变动，如总则与分则同时修改、大范围减少死刑数量、改变死刑适用范围和徒刑最长刑期，等等。不少人认为，大范围修改刑法应由全国人大而非其常委会进行；减少死刑罪名不代表能实际减少死刑适用量。修正案对“醉驾”、“恶意欠薪”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更引发了人们对于法律与社会舆论亲近性的热烈讨论。
另外，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还审议了《人民调解法（草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香港特首产生办法修正案草案》等重要法律。
（汪仲启）
4 中国的CPI显著低估了物价涨幅
中国经济一方面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另一方面在国内外多种因素推动下，也出现了物价攀升，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11月，中国CPI同比涨幅为5.1%，这是一个显著低于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数字，但国内民众对通胀的切身感受要明显高于这一水平。在2010年对个人理财影响最大的经济事件中，物价高涨居于首位，人民币升值、楼市调控以及加息排在受关注事件的2-4位。网民更是发明了“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萍什么”、“药你苦”等网络新词。相比饱受争议的CPI，中国GDP数据可能更能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中国2009年前三季度的GDP是217817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GDP的增速是10.6%，假设2009年的价格不变，则按去年同期的GDP，今年前三季度GDP就是240906亿元。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为268660亿元，比按2009年的价格计算的数字高出11.52%。通货膨胀的定义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CPI作为一个只反映消费价格涨幅的指标，并不能衡量全社会总体物价的涨幅。从GDP的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CPI显著低估了物价涨幅。 （杨轶捷）
5 户籍改革须统一城乡居民福利待遇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户籍改革是今年各地方的热点之一，从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到广州的“积分换户籍”以及最近的河北省“购房即可落户”，都在试图解决城乡差异问题。户籍本身只是一种登记制度，附着其上的各种权利和福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素。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城市基本上是户口一迁了之，而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旧不少，附着于上的权利差异并未完全消除。11月16日，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对外正式宣布：成都市将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平等现状，计划到2012年实现成都全域内城乡统一户籍。其中，“城乡自由迁徙”、“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突破，成为该市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和亮点。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彻底的户籍改革方案”。
改革户籍制度本身并不难，关键在于，真正的户籍改革必须给予城乡居民统一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多次考察成都经验的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土地确权是城乡统筹的基础，也是推动户籍改革的基石。从2008年至今，成都在农村全面实施了产权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为村民确权颁证。纵观成都7年的城乡统筹改革可以发现，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只有一条路：还权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成都的户籍改革的核心是为了剥离长期以来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还其生产要素的本质和财产价值——在提供同等的保障和自由迁徙之后，让拥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放心地去交易。
（杨轶捷）
6 世博重塑中国形象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历时184天完美落幕，中国向世界兑现了举办一次“成功、精彩、难忘”世博会的诺言。无论是占地5平方公里、绚丽多姿的世博园区，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之多，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之大，还是7000余万热情的观展人流，上海世博创造了世博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成为国际评价最好的一届世博会。作为一个巨型的展示会，上海世博会展现了当代文化创意的无穷魅力，展现了世界各国城市文明五彩斑斓的最新面貌，显示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推动生态文明的新发展，向世界展示一个亚洲都市“领跑者”的形象，成为重建文化中国国际形象的极好平台。而来自国内外的13家全球合作伙伴的倾力支持以及44个世博赞助商的参与，使得本届世博会从产业、科技及应用等多个领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极大地丰富了世博会的参展主题，通过鲜活的案例，展示了什么样的城市最适合居住，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可持续，什么样的高科技可以引领未来，什么样的文化应当保护。这些生动的案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国内外不同展馆传达的城市理念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不少人表示，在城市日渐成为地球负担的今天，探索如何营造城市空间与秩序、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与和谐，让城市成为诗意的栖居所，成为后世博时代我们思考和实践的方向。 （耕 云）
7 区划调整意在扩展经济发展空间
2010年以来，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厦门、重庆、沈阳等我国多个主要城市相继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10年5月6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国务院已正式批复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2010年5月31日，深圳市长王荣宣布，中央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深圳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2010年6月18日，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之后，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于此间正式挂牌成立；2010年6月2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2010年7月6日，北京市宣布了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北京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四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2010年10月1日，珠海获批将特区范围扩展至全市范围。
目前进行的这些重大区划调整有两个重要特色，一是调整后的区域都通过合并或扩容的方式增加了管辖面积，二是扩容后的新区一般都在经管、法律、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统一。可以说，这次区划调整几乎都意在整合资源，提升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内部容量，其经济目的十分明显。也有不少专家表示，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科学活动，扁平化管理和垂直化管理，统一管理和分散管理各有利弊，各地的“扩区运动”不可一概而论盲目跟风。 （汪仲启）
8 新教改元年难点多多
历经近两年制定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7月29日正式公布。正式文本对征求意见稿400多处细致修改，再度让人们读出了民意的力量、改革的决心。针对社会热议的“学校去行政化”问题，《纲要》提出要“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专家们认为，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取消行政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多积弊已久,国民对高校教育主要有两个不满意,一方面对大学的教育成果不满意,出不了杰出人才,出不了大师；另一方面高校日益功利化,学术浮躁、学术腐败、招生丑闻等层出不穷。这些人们一再诟病的大学教育乱象,“病源”都可追溯到教育行政化。实际上,教育去行政化在有些地方已经先行先试。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被聘为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就明确表示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并表示深圳将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南方科大的自主办学权。
自主招生联考改革是今年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面镜子。高校结盟扩军愈演愈烈。进入秋季，先是以北大、清华两校为代表的“北约”、“华约”招考联盟出现，不久同济、北理工为代表的“同盟”就摆开跟进的架势，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尽管当事各方均否认此举是为了“掐尖儿”，仍挡不住舆论称之为“以集团作战圈地抢生源”。
不少学者提出，把每一个教育改革的理念变成现实，都需要通过具体路径的构建，包括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很容易成为大家说说而已，出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效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毕竟只是纲领性的，无论行政化具体如何“去”，还是高校如何自主招生，都要有科学统筹的考虑,要有具体的细则和可操作的措施。（种 月）
9 网络声音：消解、抗争背后的隐秘期盼
2010年的网络文化依然热闹。从流行语的“神马都是浮云”、“我爸是李刚”、“给力”、“鸭梨”、“凡客体”、“蒜你狠”系列，到以翻唱来调侃现实的改编歌曲，如“青楼买卖”、“楼市三字经”、“蚁族”、“笑广告”，再到“羊羔体”、农民工版《春天里》，这些真实而普遍的民间文化声音响彻整个网络，成为平民发出声音、表达自身文化态度的有力渠道。11月10日，“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一次让网络流行语成为舆论的中心。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些真实而普遍的民间文化声音隐含着民众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对于生命和尊严的平等关注，并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一股力量，表达了民众对生活、对他者、对体制的期待，对民主、对法制的隐秘期盼。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半真半假的‘民意’缺乏保障”。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的民间文化声音依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反映了当下社会心理的矛盾品质。如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所言，绝大多数网民都渴望一种“给力”的生活，但他们不善于正面表达自己的严肃情感，喜剧性是当下网络声音的主旋律。网民在对主流文化进行调侃、消解、抗争的同时，往往也消解了自身。因为缺乏稳定的价值核心，难以形成广泛的公共认同，网民“站立的一直还很孱弱，尚未形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网络行动”。 （梁昕照）
10 频发的公共事件呼唤公共精神
2010年发生了多起社会公共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劳资关系问题，幼儿园凶杀案的惨痛犹在眼前，毒奶粉重现市场，一句“我爸是李刚”迅速在网络流行开来，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上海胶州路那场大火再次为公共安全敲响警钟，前不久的“黄山们”事件引发全社会对高校教育的质疑……这些社会公共事件大多与社会矛盾和公众质疑联系在一起，如果一直缺失有效对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甚至局部性的社会动荡。这就提醒人们，必须要优化政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使政府官员对民意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回应性和责任感，增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将矛盾冲突化解在基层；探索多元化的矛盾冲突解决机制，积极发挥工会、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在利益聚合、社会协商和纠纷调解等方面的潜能；重建公正理性的社会公共精神，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只有保护权利、监督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能有效减少诸多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而老百姓也可以在出现类似事件时找到可以表达的途径。 （杜 娟）
国外篇
1 国际货币战烽烟再起
2010年，在美元持续贬值的大背景下，不少经济体被迫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遏制本币过快升值，一时间有关“货币战”的言论甚嚣尘上。10月，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日本、韩国、中国、瑞士等国政府加强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印度时报》则认为，当前严峻的形势主要是由于欧洲反对改革全球经济管制，加上多年来美国政策的管理不善和自欺欺人造成的。11月3日，美国公布了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世界各国的担忧。英国《金融时报》和《卫报》认为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制造资产泡沫，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甚至引发新一轮的货币战。为了防止通胀蔓延，各国竞相通过资本管制构筑防护网。国外媒体纷纷报道了各国采取的应对之策：韩国企划财政部11月4日宣布，将“积极”考虑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涌入；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高级官员韦伯·巴拉尔说，美联储动用货币政策工具是对美国周边国家的“一种剥夺”。土耳其经济部长称土耳其央行将不断增持外汇，遏制里拉兑美元的升值；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11月4日重申，政府不会忽略日元大幅升值，并表示将在必要时再次干预外汇市场。在美联储决定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前夕，澳大利亚央行和印度央行同时选择在11月3日加息；泰国、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也将采取措施，遏制本币兑美元的升值。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目前的国际货币战已然升级，但货币战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孙西辉）
2 由“维基解密”反思自由与安全
自今年下半年以来，维基解密网站连续三次大规模公开了美国军事外交“机密”，给了世界一个“史无前例的洞察美国政府外交活动”的机会。一时间，维基解密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成为各国学者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西班牙《国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陆续发表了电报摘要。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拉蒂尼把此次电报泄密事件称为“世界外交的9·11事件”，并表示这会“毁掉各国间的信任关系”。国际舆论还就揭秘事件进行了价值评判。《卫报》认为西方一直标榜其法律保护新闻自由，然而对维基解密和阿桑奇的法律制裁将会削弱这种论调。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持不同观点，认为维基解密和阿桑奇太自以为是，其行为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失职和主要媒体的纵容无意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英国《新政治家》12月1日刊文指出，维基解密公开美国政府电报是一场争取透明性的胜利，但公开透明并非唯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保护隐私权等价值观也同样重要。12月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指出，尽管亚马逊网站已停止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器，瑞士银行也已冻结其账户，但阿桑奇被捕却是维基解密的一次胜利。因为这激发了整个揭秘团队的斗志，阿桑奇接班人誓言将揭秘进行到底。追求个人自由与维护集体安全有时是否不可兼得？ （孙西辉）
3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全面混乱
因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出口贸易持续下滑，今年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到爱尔兰，还有在欧元区国家大肆蔓延之势，引发国际媒体的持续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纷纷发表评论，称危机将扩散至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甚至连意大利也会受到波及。针对欧元区危机愈演愈烈的趋势，更多媒体发表了关于欧洲社会的看法。美国三大周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相继刊文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危及世界经济，还威胁到欧元和欧元区的生存。据英国《泰晤士报》和《卫报》报道，针对日益恶化的危机，欧元区国家要不惜代价保卫欧元，并列出了解决危机可供选择的出路。12月5日的英国《观察家》报指出，欧洲“身陷囹圄”，英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洲各国紧缩财政，导致抗议和罢工事件此起彼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月25日报道，葡萄牙爆发了近22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致使葡萄牙的公共生活陷入瘫痪。希腊首都也爆发了多次全国性大罢工。为了节省开支，英国和法国于11月2日签署了为期50年的全面军事合作协议。《卫报》认为，英法展开全面军事合作是形势所迫，因为彼此都面临着军费支出削减和军事能力下降的严峻挑战。此外，在伦敦和英国各地，大批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因政府削减预算而增加大学学费。欧元与欧元区面临的生死考验仍在进行。 （孙西辉）
4 道德与理性展开跨学科对话
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雄厚资金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系列，每年邀请10多位世界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作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讨论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13位作者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等领域的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噶德（Christine M. Korsgaard）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Robert P. George）坚持理性对道德行为有重要作用，但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伽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指出，最近的脑科学研究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人对决定的有意识的自觉之前。对此，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理性有限的作用，但并不充分。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认为“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道德行为？当前，国际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刘擎）
5 阿里激发文化多元主义争论
阿雅按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并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五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曾是穆斯林教徒，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取得荷兰国籍，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2002年左右，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位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公开而尖锐地批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合作制作了短片《服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她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黑暗面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含糊不清的评价。《纽约时报》曾赞扬她的勇气，却又质疑她对伊斯兰文化的批判有以偏概全的过激之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平等？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自由派人士。对此，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她在《流浪者》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所有的文化和宗教并不如此。一种赞扬女性气质并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或面纱之后、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文化是更好的文化。”著名作家苏珊·雅克比（Susan Jacoby）在评论文章中坦言：她是很不容易才明白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刘擎）
6 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变化
自“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非传统威胁。2010年的国际恐怖主义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由奥萨马·本·拉登直接指挥的全球性攻击转变为基地组织策划的局部袭击，这种袭击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以去年圣诞节炸机事件为起点，今年的国际恐怖袭击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1月24日，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的视频称，圣诞炸机案是拉登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宣战，未来还将发生更多针对美国的袭击行动。尽管美国予以否认，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却接二连三。5月，费萨尔·沙赫扎德制造了纽约时报广场爆炸案。前不久，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恐怖组织试图把一些装有炸弹的邮包通过国际航空寄往美国。除了美国，在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12月，一名由基地组织伊拉克安全专家新近招募的伊拉克裔瑞典人制造了爆炸事件。对于如此集中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以及德国《南德意志报》等媒体纷纷发表专家评论，认为尽管策划实施袭击的组织声称他们隶属于基地组织，但这些袭击与基地组织的直接关联并不紧密，许多事件与本·拉登也基本无关。这表明对藏身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核心人物的军事打击非常有效，基地组织已经十分脆弱。文章还指出，恐怖袭击的这种由全球到局部的转变令人担忧，因为地区性恐怖组织的袭击行为有时更具创新性，国际恐怖主义思想在全球将会滋生更多危险行为。
（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
7 罗尔斯手稿引发宗教研究新动向
今年12月，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和约翰·卡波特大学在罗马联合主办了主题为“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为期三天，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激发了新的研究动向。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位置，是其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由此引发了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新一轮讨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他早期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那些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多么轻率。于是，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都成为了值得重新考察的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刘擎）
8 朝鲜半岛再陷紧张局势
朝鲜半岛周边原本就是大国林立且高度敏感的地区，频繁的军演与对抗使得今年的半岛形势格外引人关注。今年3月8日美韩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中央通讯社立即发表声明予以警告。随后，韩国“天安”号成为南北双方争论的焦点。5月，韩国《朝鲜日报》称，韩国已掌握了证据，认定“天安”舰沉没是朝鲜所为。俄罗斯《观点报》对此提出了质疑，而朝鲜中央通讯社则详细反驳韩国不久有关“天安”号舰艇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11月23日，在韩国的“护国军演”期间，朝韩双方在韩国西部海域的延坪岛发生了炮击，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国家评论在线》和《国家杂志》等媒体连续发表文章，称朝鲜的炮击行为将朝鲜半岛推向危机边缘，认为这一连串动作表明朝鲜可能在为第三次核试验做准备，美国应该对朝强硬，推翻其政权。11月28日，美韩再次举行联合军演，朝鲜拥护和平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韩国当天开始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严重危害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使朝鲜半岛局势“处于异常严重的战时状态”。《华盛顿邮报》称中国提出召开六方会谈代表团长紧急磋商的建议遭到韩美的冷遇，美日韩三国外长举行了紧急磋商。据12月9日日本《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暗示将推进韩美日三国联合军演。12月13日，韩国举行了第二轮火炮实弹射击训练，朝鲜《劳动新闻》警告说美日韩军事合作使该地区笼罩在核战争阴云下。12月15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关注了日韩关系的变化，日本首相要求自卫队赴韩国营救侨民的讲话引起韩国的强烈不满。面对日益恶化的半岛局势和强大的军事部署，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半岛将重返冷战，还是濒临热战？ （孙西辉）
9 “坎昆大会”点燃环保希望
应对气候变化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气候大会追求的本是人类共同利益，唇枪舌剑维护的却是各国的一己之私。去年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之艰难令人们普遍不看好今年坎昆大会的前景，但今年《坎昆协议》的通过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西班牙《世界报》、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本来都认为，坎昆会议面临严峻考验，取得的进展将十分有限。但在经历两周的“常规赛”和半宿的“加时赛”后，坎昆气候大会通过了《公约》和《议定书》两份决议，在气候资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际舆论纷纷肯定《坎昆协议》的重要作用。《洛杉矶时报》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认为，坎昆大会达成的决议是向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有媒体认为《坎昆协议》的内容“太软”。12月，《卫报》、《印度斯坦报》和《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坎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没有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却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硬骨头”留给了明年的南非德班大会。同时，也有媒体关注了坎昆会议本身的温室气体排放，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指出，此次大会产生的二氧化碳相当于一个中等面积的非洲国家在同样时间里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12月14日的《洛杉矶时报》指出，海洋应该成为气候大会的中心议题，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了共同的希望，任重道远的气候之战尚需更多妥协与合作。 （孙西辉）
10 《异议》再掀“论社会主义”热潮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在其5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专题讨论的导言中，乔治敦大学教授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指出，20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有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伯尔曼（Sheri Berman）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20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Jack Clark）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来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则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和最令人振奋的道路”，人们由此不断迈向“梦想的社会”。（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