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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田野工作方法论及工具理论的锻造

[日期:2023-01-17] 来源:  作者: [字体: ]

2022年12月22日晚19:00,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讲座第八场顺利举办。面对艺术人类学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引进国内后,如何内化为符合我国本土田野艺术和田野实践需要的工具、理论和方法,本期讲座特邀请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方李莉教授,进行了题为《田野工作方法论及工具理论的锻造》的讲座。为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邀请纳日碧力戈教授和朱晓阳教授为本次讲座的与谈嘉宾。本次讲座由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主办,通过腾讯会议和哔哩哔哩直播平台同步直播,累计观看人次800有余,线上互动气氛热烈,交流效果斐然。

一、开场介绍

此次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副研究员主持,他首先指出本次讲座的开展是基于国外田野工具理论引进我国后如何内化的问题,这正是课题所要讨论的重要主题。然后,其对主讲嘉宾方李莉教授和与谈嘉宾纳日碧力戈教授、朱晓阳教授的学术方向和学术成就作简要介绍。

方李莉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副会长。出版10余部专著,并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重大课题及重点研究项目。

纳日碧力戈教授,是全国首位人类学/民族学长江学者,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师范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学院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导。纳日碧力戈教授研究领域集中在符号学、族群理论,具体研究为语言人类学、族群与种族、少数民族教育、东亚研究。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朱晓阳教授是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朱晓阳教授主要从事政治/法律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

 

二、讲座内容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田野工作方法论及工具理论的锻造》,是一个从时间历史维度的田野范例讲座,探讨了有关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及工具理论的锻造。讲座中方李莉教授从自己经验性的感受中抽象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在已有工具理论的基础上锻造出适合中国本土,尤其是手工艺研究的工具理论。讲座内容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反响热烈。 

 

1.小地方·大问题

讲座以方李莉教授所做的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研究的田野案例为对象,其指出,这是一个既微观又宏观的研究。所谓的微观是因为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行业文化;所谓的宏观是因为其拉长和拓宽了该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从时间上来讲,其把景德镇陶瓷行业放到了一个从自然社会到物化社会,再到符号社会的一千多年变化的时间尺度;从空间来讲,则是从全球贸易以及消费社会的空间中所形成的网络尺度来进行的审视。

这样的研究是将对象看作是人类社会巨大肌体的活的生命体的一部分,既有独立的研究,又有将其投射到对整个肌体的整体认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就是人类学对微型社会的研究方式。

 

2.工具理论的解析与综合

工具理论就是看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以及角度。同一种经验现象,可以用不同的工具理论去解释和分析归纳,不同的解释和分析归纳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方李莉教授在这里介绍了如下工具理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物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艺术人类学的方法,“瓷文化丛”,自然社会·物化社会·符号社会,“活历史”。

(1)历史人类学。古典人类学里的两大流派,一个是进化论流派,一个是传播论流派。这两个流派最早都是以时间和空间的流动来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所以人类学最早是以关注人类历史起家的。20世纪初,人类学发明了田野工作方法,研究的焦点开始由关注历史进程转向研究某个地方文化,把其看成静态的空间,研究它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结构、亲属制度、和宗教经济等。这导致欧洲历史人类学研究开始式微。20世纪 90 年代,在国家形成、工业成长、人口迁徙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文化迅速消失,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语境开始消失。同时大家意识到,地方性知识和乡民文化成为“集体记忆的最完美的储藏所”。而人类学家是最有资格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但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有历史视角,因此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关注。历史人类学与纯历史学是有区别的,它强调:意义的历史、文化的镜头、整体性的研究目的和对变迁及历史记忆的关注。

(2)物质文化人类学。“物质文化”强调的是环境中无生命的事物如何作用于人,并被人所作用,以发挥社会功能,调节社会关系和赋予人类活动的象征意义。尽管现代社会科学学术开端以来,各个学科的学者都研究了物质的用途和意义,但只在相对较近的时期“物质文化”才被阐明为一个研究领域。“物质文化”一词经常与“事物”、“物品”、“人工制品”、“商品”以及最近的“行为体”结合使用。以前人们认为“物”是静态的,其实“物”不是静态的,它甚至是一个行为体,甚至是一个行动者。

(3)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方法是把艺术置于产生该艺术的社会语境中,通过理解特定社会的艺术,研究其所产生的社会位置以及各种社会网络的相关联性,再将该艺术与一些有关人类状况的普遍命题相联系,诠释其运行的模式以及价值意义。因此,语境中的艺术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这种语境中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类学考察的传统社会正在面临一场脱离传统文化概念的方式在发展。其次,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品开始通过旅游融入到全球化经济中,冲破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形成了一个流动的“物”或“符号”。

(4)瓷文化丛。这是方李莉教授在自己的田野研究中所锻造的一个理论工具,其在研究中,把景德镇的陶瓷业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来研究。按照人类学的解释,一个部落文化包括许多的单位,这就是文化特质。研究者入手时必须要以一个特质为工具,这些特质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物,它必须有许多附带的东西合成一个“文化丛”。这里将陶工们的造物方式划分为一个“瓷文化丛”,其载体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行业,通过制瓷行业生产而附带出各种事件的结合体。“瓷文化丛”深入到依赖其所生存的人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它的生产方式、宗教崇拜、行业规则、禁忌和习俗等,甚至还包括了衣、食、住、行等生活的细节方面。这里除了有空间的尺度之外,还包含了时间的尺度。因此“瓷文化丛”概念是动态的,不是扁平静态的快照,而是有动态情境的影片。“瓷文化丛”作为一个动态的模式,其形成过程中存在4个变量:一是自然环境的变量,二是与自然、社会互动的生产方式,三是市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消费模式。四是社会条件,也就是国家时局、国际格局。这四个方面是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的变量,这些变量形成了“瓷文化丛”的动态发展过程。

(5)自然社会•物化社会•符号社会,是方李莉教授锻造的第二个理论工具。这里把景德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社会,自然社会是还没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甚至还没进入规模性手工业化的社会;第二个阶段是物化社会,是工业化的城市社会,包括手工业(初级物化社会)和机械工业(高级物化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讲,物化程度越高,其文明程度就越高;第三个阶段是符号社会,是在反思物化社会以后出现的知识型的社会。物化的社会与自然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有商品的生产与消费,通过商品与市场连接,其市场连接的范围越大,它的产量就越大,城市化、工业化的程度也就越高。而符号社会则是依托遗产为资源进行符号化生产,将符号消费、审美消费纳入到新的商业体系中。

(6)“活历史”是方李莉教授锻造的另一个理论工具。该理论工具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所谓的空间性就是由器物构成的物质空间,而时间性则是由这一物质空间所形成的历史流变,是从今通往过去和未来的。这是在费孝通先生“三维一刻”理论和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的理念中抽离出来,并加以发展的理论工具。

 

3.物(瓷)的文化传记

在上述理论工具地运用基础上,在梳理和解构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时,就有了如下的看法:作为物品的景德镇瓷器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故事可以讲述,这样的讲述过程为人类学者提供了一条调查的路径,即以陶瓷作为一个流动的生命体来讲述其文化传记。

所谓物的文化传记,也就是它们的历史。传记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所谓的生命是有生气和内在的连续性,并且是会表演和有故事的。而且这些表演和故事是在工匠造物的生产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是利用符号的代码进行生产的。传记的尺度越长,人的面目就越难看得清楚,尺度越短就越清楚。

 

4.物(工匠)的社会生活

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工匠社会生活的分类,另一个是工匠的社会生活:集体表征与个体经验。

首先,关于工匠社会生活的分类。涂尔干曾说:“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个人在思考和行动时自然会超越自己”。分类等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事实上它是社会形成的基础。因此,对人、物体和事物进行分类的系统与集体意识相关联,通过参考其他社会认可的分类来获得意义。在分类的时候,人履行了对社会的承诺,并证实“社会”在他们内心深处。景德镇的工匠也是如此,不同的工作和行业还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另外,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工种有他们自己的行规和行话等,这都是他们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社会规矩和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工匠的社会生活。这里焦点是如何描绘景德镇工匠的集体表征与个体表征的关系。个体表征是由集体表征投射到大脑中的一系列类型观念,个体必须依靠它来调整自己的观念。工匠的社会生活可以分成这几个部分:工匠的集体记忆,工匠的集体思想意识,工匠对自然材料的集体反应,工匠的集体仪式、民间习俗,工匠集体约定俗成的行业秩序与规则,工匠表达的集体技术语言,工匠集体的行业分工与结构,工匠的集体生活样式。方李莉教授还认为,在工匠的手工业活动中也产生交换价值,手工经济活动也会受到契约和工具理性形式的支配,其不仅是一种交换系统,还是工匠之间持久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级契约的一部分。工匠的手工经济活动带来了一种文明形式,通过贸易和财富带来了生活水平、社会团结与和平的普遍提高。

 

5.物(瓷)文化记忆的复活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文化的死和活与生物体的死和活是不一样的,一个生物体死了就不能复活了,但是文化死了以后有可能还会复活。而这一现象就在景德镇发生了,20世纪90 年代末,景德镇开始出现仿古瓷,主要是仿明清官窑中的青花瓷和清代的五彩、粉彩瓷。这是对历史上奢侈品的复制。随后又出现了“大师瓷”,这是自民国开始的景德镇的本土工匠所追求的从奢侈品向艺术品的转型。在景德镇,这是第二次将艺术以商品的形式进行流通(第一次在民国时期),一方面主张它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它必须迎合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生产价值的方式是无法估量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一阶段的景德镇是在对过去文化符号的回忆和再造中发展的,它有较深的历史印迹,这是历史通向当代接口中的重要一环。

 

6.从物化社会到符号社会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景德镇开始从物化社会进入符号化社会,也是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主张的要点是,消费已经被超商品化过程美化和符号化了。有些学者认为物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无处不在,还因为它参与了社会的表征或者象征,并被认为包含对社会行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不仅不断地以直接、物质的方式与物体接触,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物体被表示为图像并具有全球流动的世界当中。布迪厄在其著作中,将物品作为审美和文化价值标志的想法得到了最彻底的发展。表明特定的社会和阶级部分的往往具有独特的品味偏好,品味成为高度可见的差异标志在消费社会中,这种判断与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有关系。

方李莉教授还指出,在农业社会(自然社会),人是通过与自然的互动建构文化的。在工业社会(物化社会),人是通过与物的互动来建立文化的。在后现代社会(符号化社会)里,人是通过与遗产的互动来建立新的文化的。这是符号社会的最大特点,传统文化符号成为现代文化符号建构的源代码。这就是传统文化符号和劳动方式能在景德镇得到复活的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非复活而是重构。

 

7.分析与归纳

接下来,方李莉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第一,物有三个层次:商品、奢侈品和艺术品。商品体现的是使用属性,奢侈品体现的是等级象征属性,艺术品体现的是文化象征属性。第二,关于社会的本相与表征的认识。从本相到表征的转化是事实和情境向知识的转化,事物的表征化就是事物的知识化。第三,文本表征与符号表征。文化表征分为文本表征和符号表征,文本表征是可以长时间保留在文献和博物馆之中的,符号表征是可以较长时间保留,但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第四,生产消费系统与文化符号系统。一个是由物组成的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消费者连接着市场,连接着人生产物品,这里人作用于自然资源。另一个由象征符号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第五,造物与自我价值实现。造物形成了图像编码,是用图像和造型来表达的,在此过程当中它会进行自我身份的塑造和确认,最后达到价值的实现,即工匠在造物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定位。第六,人工制品的身体与身体的人工制品。人的大脑具有“万事人格化”的倾向,即将无生命物体或自然力设想成某种思想的结果,这种倾向使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其他的精神主体,而这种精神主体也包括物的精神主体,人工制品是身体的一部分,同时身体也成为了人工制品的一部分。

 

8.总结

最后,方李莉教授总结道:第一,通过物和文化符号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本相与表征的特点。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表征系统建立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文本表象建构的意义。第二,通过物和造物活动过程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物的三个层次(商品、奢侈品、艺术品),并且认识到不同时代物的呈现主体是有区分的。第三,通过对物以及造物活动的研究,让我们理解到人与物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还是一个建立象征符号和知识化和构建文化的过程。第四,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世界被物化的过程也是被符号化的过程、被精神化的过程,因此人在建构物的过程,也在重塑了自身。

三、专家对谈

纳日碧力戈教授:

方老师整个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是很有创新性的,感觉是一个博物馆式的展示,有理论,有实践,像一个百科全书。我这里提几个建议:

首先,在分类系统里,权利制度有着很大的重要性,是否需要加上?

然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因为索绪尔做的是心理学的内容,没涉及心理学以外的物质性。因此,我们在使用能与指所的时候需要把其背后深层次的关系讲清楚。就像讲列维斯特劳斯那样,我们不讲它的物质性,要讲其深层的结构,讲它的后面那些东西。

其次,对“物化”可能要有个定义。这个词可能需要方老师自己给一个定义,再和不同学科使用的“物化”有个比较。

最后,就是图像与造型。图像本身是要说话的,比如五官的感觉,是和现在讲的本体论转向有关联的,可能和黑格尔提出的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种级别的提高有关系。唯物主义讲到物质本身里面有自己的规律,那么中国化和世界性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方老师通过具体的陶器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了,把很多理论放进去,这就形成一个学术的方向。

 

方李莉教授:

谢谢纳日老师,我觉得纳日老师提得非常好。关于纳日老师的建议我做一下回应:

首先,关于分类系统中权力制度的问题,我已经将其放到了社会系统中,社会系统包括了制度、社会组织和权力。

然后,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问题。其实这个理论被不少的人去演绎和推动,索绪尔最初的想法也在被不断地丰富。包括涂尔干提出集体意识,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集体无意识,都与所指和能指有关,这里指的是一个心理状态,但心理意识往往也可以通过物来投射。因为工匠在制造物的过程当中,其通过宗教仪式体现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都与心理结构有关。

再一个,关于物化社会的定义。我再重新解释一下,首先我是从社会形态来定义的,而不是从物本身来定义的。所谓的物化社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首先其要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性,还要有一定的市场范围。在早期的部落社会和村落社会,其还没能形成一种规模化的生产和具有相关规模的市场空间,大多是自给自足和自产自销,所以被称为自然社会。

非常感谢纳日老师在我讲得这么概括的情况下提出这么多问题,谢谢。

 

朱晓阳教授:

方老师的演讲很精彩,把自己几十年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工作都给大家介绍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方法论的讲座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对自己有用,是对社会科学,对年轻的、后来的学者也有用。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几点想法:

第一,方老师的研究,可以称为是家乡人类学的研究,对自己的家乡有深入的、长期的田野工作。方老师在讲座中讲了好多次“分类”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她是继承了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因为费孝通先生就认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分类。从这个意义来讲,在做一个地方的研究时,从不同的历史、人、物、文化和社会关系里面走出来,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因此,方老师自己锻造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瓷文化丛”的分类。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长期的田野考察是非常重要的。方老师有着对景德镇陶瓷,陶瓷历史、陶瓷美学等的一些知识和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这也是其能锻造出理论工具的基础。

第三,方老师还有一个方法论,就是个案研究,或者叫做延伸个案研究。景德镇的研究是一个案,抓住它自身的特点,不去管它的普遍性,这是很重要的方法论。这是对个案本身的概括,再从个案的特殊性延伸出普遍性的概括方法。

第四,通过方老师的讲座,让我们看到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对其他人类学的方法论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五,近些年,不断有人开始提出是以亚洲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以自我为方法去做研究。我觉得方老师这里是一个以自我为方法的例子,她在对景德镇的个案研究中,给大家呈现了其全部的工作内容,并将概括出的具有自我特点的方法论完全融进了研究的案例当中。

方李莉教授:

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评议给了我很多启发。我想就朱老师谈到的五个方面再谈谈自己的理解与想法。

第一,朱老师说我是个家乡人类学,的确如此。我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对家乡了解,另外一方面,也我曾在是清华美院史论系(工艺美术史论)读书,陶瓷是工艺美术中的重要一块,而我的家乡景德镇恰巧是这一行业里顶尖的地方,所以各种因素促使了我对它进行研究。

第二,朱老师刚才讲到了我研究的方法论,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体的国家里,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深刻的理解,对它的现状也没有办法理解得特别清楚。所以我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关于个案和普适性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一般来说,如果个案研究 达到一定的深刻度,其中的普适价值也就会自然呈现出来了。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整体能反映个体,同样个体也能映射整体,人类学本身就是通过微观世 界来理解宏观世界,通过个体来投射整体的。

第四,朱老师在评议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艺术人类学能够给整个 人类学带来什么样的突破?我认为后现代民族志,包括写文化那本书提出来的实验民族志等,都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是有相互呼应的。未来的民族志一方面可以用文字的文本来表达,另一方面,也许还可以用视觉的形式来表达,用身体、 声音的形式来表达,这很可能是艺术人类学可以尝试的一个新的探索。

第五,朱老师还提到了“亚洲式的研究”和“中国式研究”,“具有自我特点的研究”的这类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期待,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亚洲学派或者中国学派,或具有自己个性化的研究。我想未来我们是有可能做到的,也是需要努力做到的。一切都在路上,都在探索中。

临近讲座结束,与谈嘉宾对方李莉教授的回复给予了肯定和回应。纳日老师首先赞同了朱晓阳老师的观点,然后回应道,田野工具理论的学习可以分两部分,一是假设国外学者,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等,和我们做同样的研究,他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二是与这些学者进行对话,去探讨他们之间观点的不同。通过这两种方法或途径,把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教给学生。

最后,方李莉教授说道,纳日教授和朱晓阳教授都是人类学界的著名学者,今天能得到二位教授的评议和批评指正感到非常荣幸,收获颇丰。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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