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前序
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持续呈现为多元互补的路径模式。除了聚焦考古溯源的神话历史与多重证据、乡土社会的仪式传统及数智时代的科幻文学等议题外，对民族走廊与区域文化的民族志表述也是备受关注的核心之一。
在此背景下，借《西南多民族生死观的考察研究》的课题结项之需，文学人类学团队与黔中地区的人类学民间机构联手，组织在黔学者发起了首届“乡见·地方叙事工作坊”。活动于 2022 年 10 月 6 日在贵阳金华镇翁贡村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及贵州蓝花叙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作为多方合作的协议成果，本次工作坊同时也即“黔中人类学 I 圆桌春秋” 系列活动的开张首场——“2022·秋”。
本次工作坊主办方之一的手上记忆博物馆是2021年1月获批的非国有博物馆，馆长王小梅女士毕业于人类学专业，曾是贵州知名媒体人，为贵州省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博物馆集民族民间工艺品收藏、社会服务、学术研究等功能为一体，收藏品现有民族仪式类和生活类物件三千（套），兼有组织“贵州省省级民族传统手工艺传习所”，“贵阳市级非遗扶贫示范工坊”等资质和社会功能，多年来持续开展了非遗口述史采集工作和相关学术讲座、论坛活动，是一个具备较强文化实践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的民间机构。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会长徐新建联合博物馆馆长王小梅共同策划、主持了本次工作坊活动。到会嘉宾包括：贵州社科院副院长索晓霞，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李钢音，贵州省律师协会会长白敏、贵阳市非遗研究会秘书长丁楚樾、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徐洪舒以及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手机杂志责任编辑朱平，贵州大学国际旅游系主任叶荫茵，贵州大学民族学系副主任闫玉，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龙仙艳，贵州财经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王立杰，贵州大学教师黄红霞，贵州财经大学教师刘庆、张馨凌、陈晓军，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波以及贵州师范学院刘临洪和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佳蔓、本科生马玮蔓等。手上记忆博物馆副馆长葛春培、摄影师白文浩和驻馆志愿者云南大学研究生杨雅琪、王英林也全程参与了交流活动。
主持人及各位来宾结合自身学术经历与研究专长，就“在地化与去地方”及“遗产保护的地方实践”等议题作了发言。
圆桌汇集
本次圆桌对话围绕“民族传统与地方叙事”展开，与会嘉宾通过现场报告及书面形式进行了交流对话。尽管场地和时间都相对受限，但大家从各自关心的角度踊跃发言，相互切磋，通过案例研讨及理论辨析，展望了对人类在地发展的愿景期待。
徐新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会长）：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地方叙事，目的在于让人类学落地，推动手上记忆博物馆与口述史工作坊的关联互动。我们尝试以理论“在地化”为基础，转向视野的“去地方”。也就是在表象上，讨论议题乃至人员看似都在贵州；但深沉里，思考和反思的视野却跳出贵州，迈向人类学整体。
因此，在理念上希望把本土看成世界，将地方视为全球，让族群列入人类支系。这样，在本地建成的乡土博物馆，即便级别只是村寨，内涵却与世界各地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缩影，是多样性样本意义上的世界平台。
例如，从文化样本角度看，画在本土服装上的蜡染图案与流传于口头的民族叙事，都是人类的珍贵记忆，然而更需探寻并阐释的，是其中内含的生命信仰；依我之见，也就是包含从身体、生命到灵魂的宇宙论和生死观。
如今，面对数智时代的科技挑战，我们需要扩展视野，整合观念，将考察、反思和研讨的对象，扩展至从《亚鲁王》到“元宇宙”的更大整体。那样的话， 无论古老苗疆还是多彩贵州，就都不再只是夹缝里的走廊通道或供观赏的舞台展厅，而将呈现其应有的世界风貌。
王小梅（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馆长）：
我想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说起，阐述一路走过来的人生积累，从走出国门到走回故土。我先从贵州日报走出来、去留学、去做义工、去接触人类学，到研究蜡染、研究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非遗”不应该笼统地去概括看不见的文化，不应该泛泛开展商业、旅游和文创，更应该去研究文化。所以想到建立博物馆，希望可以在有完整博物馆系统的支持下去解读蜡染图案。其次就是去创建人类学协会的意义。
我赞同徐新建老师说的，藏品本身应该回归生活，结合到人类生活的空间里去研究、去解读。总结当下博物馆的口述转化工作、研学活动、交流展览等基础工作，我认为“没有研究的博物馆就不是好的博物馆”。
索晓霞（贵州社科院副院长）：
今天工作坊将“在地化”和“去地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两端放在一起讨论， 对如何研究地方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地化＂强调研究地方文化不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二手资料上，要接地气，要深入了解地方鲜活的生活世界，‘深入了解地方人们的生活逻辑，深入了解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所指和价值理想，既要了解“是什么＂，更要追问“为什么＂。没有对地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在地化＂不能划地为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还必须要“去地方”，即去除地方性视野，破掉地方性的边界。当我们对地方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和特殊性把握时，还需打破地方边界和时空限制，用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人类的大视野来评估和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超地方的价值和意义，地方和非地方才有关联，族群和人类才有关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判断才成立。
强调 “在地化＂和“去地方＂作为研究地方文化的二元一体，有一定的针对性。地方学者往往具有“在地化＂的优势，不容易“去地方＂，外来学者容易“去地方＂而不易“在地化＂。因此，无论地方的还是外来的研究者，都应该在方法论上建立辩证的整体性思维，既要深入“在地化＂，也要清醒地“去地方＂，避免研究陷入单一性思维的局限。
李钢音（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大家谈到了“在地化”和“去地方”的问题。我想，它的最终呈现应该还是叙事，无论文学人类学、非遗传承和传播，都要在变迁的时代里找到一种讲述的方式。比如舞蹈是身体叙事，音乐是声音叙事，小梅的“蓝花叙事”，是以手工博物馆来传达她对贵州蜡染的情怀，是器物化的却能感染每一位访客的方式。
在政府层面，也是有一种让贵州文化“去地方”，走向世界的情怀。政府对传承文化作出努力，但其实是无法让文化回到过去的。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和历史抢时间。这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叙事，要用我们的叙事来传达“他们”的叙事。
我由于项目的关系，曾经采访了贵州省4批50几位传承人，并认识到采访工作是文学的，也是人类学的。在田野访谈中与非遗传承人接触，一定是要放下学者架子，才能有共情和感悟。
我见到小馆书架上有一本徐教授的《从文学到文化》，这个书名见证了他的文化和学术履迹。今天听了王小梅对他的访谈，也感受到贵州学人从贵州而人类、又从人类观贵州的人生与思想的视野。他们应是两代学人，却犹如一种传承，都在上下求索关于这块土地的叙事。
今天的访谈，每个人都有所获。徐教授告诉我，小梅馆长原先要从这里走1个多小时山路去读书。这句话让我最有感触。那个走过山道的小姑娘，后来走向了更大的天地，是地域的天地，也是心灵的天地，又回归故里开掘她的“蓝花主题”的人类叙事。也许，徐教授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
龙仙艳（文学人类学博士，贵州师大博士生导师）
其实还没有去手上记忆博物馆之前，我已经从网上了解到王小梅女士多年来对蓝花叙事的相关推进。到了现场，目睹博物馆前有田土，后有青山，馆内既有蜡染、刺绣等民俗艺术品，又有现场加工、研学体验等动态展演，工人正在扩建馆地的蓬勃模样，既敬佩又感慨。
敬佩的是小梅女士能舍弃城市浮华，回馈乡里。作为从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作为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的首席记者，在城市她当然可以如鱼得水，然而回乡创办博物馆却让她更为立体和丰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乡村的孩子需要走出去，最好能接受高等教育。正如一个松桃老乡曾说：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 大山深处的我们也许不缺脚踏实地的干劲和精神，但绝对不会拥有仰望星空的情怀和能力。
感慨的是难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一个个农村孩子更远地出走乡村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固然有太多的小镇做题家成功地在城市升了官发了财，但一个游子，如果没有回馈家乡的实际行动，在一定层面而言，我们对于家乡是亏欠的——我们掠夺乡村却又对乡土无以回报。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 3 年以来，我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绝对不是理想生活的唯一选择——远方就是远方，你所能扎根的确实就是你脚下的土地。我们既需要走出来，更需要走回去。唯有更多的乡贤如小梅一样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地回报家乡，乡村振兴才真正地看到希望——她将蓝花叙事的种子播撒在翁贡村那片培育了她的土壤上，真好！
闫玉（人类学博士，贵州大学民族学系副主任）：
听了徐新建老师和王小梅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回想起自己在黔东南地区做田野的经历，和徐老师刚才所讲的相印证，我体会到了人类学叙事中“在地化” 和“去地方”的相互转化升级。
今天的讨论在研究方法上和现实实践中都给了我们帮助和启发。比如说，运用近来人类学者提出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结合我们的西南身份、“西南经验”，重新出发梳理自己与地方和全球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像徐老师所说的一样，找到一种“把自己作为人类”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在对“自我”这一具备主体性的个体的观照研究中，既保留主体意识，又自我客体化，以自己为镜像，看到我们、你们和他者，关注身体、生命和灵魂，从这个途径到达对人类的整体认知。
或者也可以像小梅馆长做的那样，“把地方作为世界”，从自己的家乡出发走到他乡，吸收异文化的营养，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再回过头落地建设更立体更多元化的家乡。从村居生活到城市思潮，从传统习俗到现代文明，便可以统统映照在手上记忆博物馆这样一个多彩水晶球上。
王立杰（文学人类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的深入应用和第五次工业革命太空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今社会已然进入全媒体信息化的“数智时代”，此间， “元宇宙”这种时代变革中出现的新话语，俨然成为我们生命存在、学术研究都难以回避、无法绕过的议题，乃至难题。与此同时，作为“人”生而存在着的、从来都以探究自身为己任的“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一挑战，不断突破“在地化”的生活和生命经验，做出“去在地化”的知识性与反思性努力，即回应那些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历久弥新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人如何研究人”等等。
而当我们重新去审理人类原有知识话语中所建构的那些“人观”时，我们找到了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对“人是什么”和“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回应的三种主要路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观”、舍勒的“生成论人观”和卡西尔的“符号论人观”；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们亦对“人”进行了分解研究式的多种探寻——G.G.Harris 和黄应贵将“人”拆分为生物体层面的“个体”（individual）、经验性的“自我”（self）、行为创造性的“社会人”（person）；潘英海将人视为“多相度（multi-dimensional） 的生命体”，并分解为“生物体、社会体、象征体、自觉体、实践体”五个面向；李笑频从自然、社会和自我三维出发，将“人”解析为“物、人、心三元”，等等。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问题讨论的推进，生命共同体意义上的“人观”研究， 着眼于将人置放到与多物种共生存在的脉络中进行考察；而面对赛博格、虚拟人的新现实，“人观”的探讨与索思，仍在路上。
叶荫茵（文学人类学博士，贵州大学国际旅游系主任）：
蓝花叙事手上记忆博物馆这一馆名明晰而诗意地表达了手工织物传达和维持集体记忆的方式：身体实践。在制作织物的过程中，集体记忆在个体身体的操演中积累和沉淀，由此完成社会记忆和技艺的积累、沉淀和传递。这一视角应和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织物纹样“记古述史”的作用交叠融合，关注集体记忆的两种方式：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
在关注民族织物文化生产的同时，不应遮蔽文化消费。民族织物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结构展示了文化持有者和其他外部主体如何通过民族织物阐释地缘历史、村落传统、民族想象和乡愁回望。
传统手工艺是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在技艺的文化实践中，考量物的类别和存续状态如何影响人对其的需要、实践和诉求。将织物研究带回人类学整体性的视角，凸显人和物的互动和联结，共生和同长。
陈晓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听了徐老师的西南生死观阐释，对我的触动很大。对人类学的“在地化”和“人类性”“自我民族志”这个话题，我有如下感悟。
一是要及时掌握人类学的前沿动态与时代新变化，站在全球视野和学术前沿来规划研究课题，寻找学术生长点。比如葬礼、庆坛、傩戏、民间歌谣这些地方性文化活动，我有很多参与体验，但由于对前辈的学术成果阅读不够，又不能掌握新的学术动态，造成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这样说来，徐老师真是“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典范实践者。
二是对本土地方性知识的田野积累十分重要，再用学术眼光来发现其价值。徐老师把多年田野工作与新的学术潮流结合，给我们做了示范。同样的田野资源， 换一个视角来看，都是新课题的基础资料，我再用“生死观”来看徐老师的这些“田野”产品，越来越觉得如此。
三，由于多种原因，我们会受限于谋生、家庭等困扰，不能去乡野田野。徐老师的“自我民族志”给我很大启发。我们没有时间去乡野，但田野无处不在。比如很多人都是教师、家长、乡民，那么“课堂自我民族志”“家庭民族志”“家乡民族志”等，我们都可能去大胆尝试，都是“在地化”的特殊领域，我想，也是具有“人类性”的。
四，从参观王小梅开创的蓝花叙事和手上记忆博物馆，感觉到在本土与世界的联结。人类学不但记录社会，同时也在改造社会，我想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其实是很需要人类学的参与的，这方面我们应主动与政府联系，更多地把所学用之于社会。
张波（文学人类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徐新建老师在王小梅老师的翁井村手工记忆博物馆讨论西南生死观问题，这估计是寨上从没有过的“生死讨论”。
本次圆桌论坛从苗族蜡染、银饰技艺到活态“亚鲁王”，指向的都是贵州特定一群人，一方土地，一方历史及神话传说。环视几个话题，我更为关注的是“亚鲁王”，为什么呢？文化的成品，像西江苗寨的银饰、施洞的蜡染、三都水族的刺绣等等，都可放入博物馆中保护起来，但文化本身却不能这样，它直接依附在真实的生活方式之上，我们如何去保护“亚鲁人”的生活不改变？从作为一则神话传说开始，亚鲁祖灵就世代奔赴那趟永在的灵魂“回归”之旅，回归故土，回归祖灵护佑之地。
对亚鲁族群来说，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可以找回岌岌可危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只是，在主流的价值排序中，像“亚鲁王”这样的活态文化显然是“边缘” 的。在“主流”还是“边缘”的两难之中，我们整体社会对“亚鲁社会”提供的诸多资源，永远及不上他们自身为保卫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我的意思是说，在一切眼前可见的功利性目的之上，我们花那么多资源建构、经营大型博物馆，不就是想要通过一些非主流异质事物的保存而提供更多关于多元文化的反省和思考吗？对待“遗存”尚且如此，何况是好端端还活着的文化呢？类似“亚鲁王” 这样的活态传统，是不是更值得保护呢？
张馨凌（人类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正如徐新建老师所说，手上记忆博物馆具有非常特殊的魅力，一是乡土性， 它是一个立足于家乡的博物馆；一是超越地方的文化性，它的存在以及由此延展出的收藏品和作品，是人类文化的缩影，呈现多样性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手上记忆博物馆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看向更大世界的立足点。因此，作为人类学者既要“在地化”，又要“去地方”，那么“怎么看”，或者说“怎么观”就显得很重要。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中，看和观都有“观看”之意，眼睛是观看世界的窗口。但“观”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其造字本义是“大眼睛猛禽瞪大眼睛察看”，强调猛禽的大眼“无所不见”的洞察力。借由这种洞察力，“观”手上记忆博物馆，“观”它所在的乡土，“观”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中间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知识和习俗，生物的多样性则呈现出承载这些传统知识和习俗的生命体与自身世界和更大世界的关联。
借由这种洞察力和群体的协作，青山绿水不止是青绿山水，仅具有风景的意味；而是神山圣湖，充盈着人类对自身居住世界的关怀和敬畏。
李佳蔓（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
从我的视觉艺术经验层面来看，每一个蜡染图像背后，都拥有着多面的表述，如主位与客位、离身与具身等等。其中的客位之维将染图视为田野对象展开讨论。我认为这种讨论既要尊重当地人的解释，也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须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中，挖掘出其文化编码。例如，蜡染背儿带的纹样设计拥有大量以螺旋纹呈现的鸟蛋和鱼蛋元素，是否与苗族古神话《十二个蛋》相关？是否可以算作一级编码？另外的维度聚焦身体，关注在蜡染前、中、后的人与物/技术的关系，探讨制作者在其过程中的体认问题，即身体在参与中的具身体验。
为此不妨借鉴一下唐·伊德（Don Lhde）的观点。其将人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具身关系、诠释关系、背景关系和它异关系，主张在这些关系中思考人之于技术，技术之于人的传统特征。
最后，手上记忆博物馆收藏展示的蜡染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技艺以及传统美德等，不仅呈现“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和人与物/技术双向互动的具身关系，而且还有望延伸为现代性重构的基础，相信未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白敏（贵州省律师协会会长）
很高兴参加本次活动。作为法律人，我比较关心立法对非遗的保护和法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我谈两点。
第一，关于非遗和优秀民族文化的法律概念是啥？他们各自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有没有交叉重叠？《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2012年3月通过，并将“于2012年5月1号施行”。本条同时规定，“《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同时废止”。2022年9月1号，《贵州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条例》生效实施。可见，一项优秀民族文化项目很可能也是非遗项目。它们之间是啥关系？应该适用哪个地方法规？由于两个条例的主管部门不同，是不是省内要建设两套项目数据管理系统？
第二，如何对非物传承人进行认定？我为评价要引入第三方机制，使真正优秀的非遗项目、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
徐洪舒（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
我在人类学领域一直自认是学生，但是工作上和人类学确实有结合。工作本身也是在地化的，是带着问题解决问题的。在以往工作中有两个用人类学作研究的例子，第一是和人类学博士一起对久安古茶树的调研项目，出了一本书，有一定分析和结论。第二是帮助贵州的地方企业找到关于辣椒原材料产地的解释话语，这就是典型的在地化的研究，也帮助解决了本土企业“去地方”的一些困难。
另外2019年做的贵州白酒品牌的口述，其文稿的学术内涵，就是从学习徐老师对酒文化的类型分析开始的，结合了产业知识，而其中人类学方法和理论也是不可缺席的。
尾 声
圆桌结尾，徐新建教授对大家的发言作出回应，通过简短的评议强化了大家的参与对于人类学“黔中高地”创设的意义，建议也将博物馆建成一个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学术平台。王小梅馆长也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达了对下季工作坊的期待。
本届工作坊在黔省乡村人类学践行者的“家”中举行，凝聚了来自贵州省内外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同时通过邀请法律与新闻界的相关人士参与，将视野和议题扩展至地方与全球、个体与人类的关联，并使传统文化同数智文明相沟通，展现人类学在地化的新局面。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乡见·民族传统与地方叙事”为题的系列活动也必将“在地化”地发出本土声音，并辐射至“去地方”的广阔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