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1日上午9点，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正式开幕。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深圳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民族艺术研究》等杂志的执行主编和编辑围绕“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民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石亚洲教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李松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分别进行了开幕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石亚洲教授现场致辞
石亚洲教授强调做好民族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个体系的建设，一是突出学理的支撑，通过总结、升华当代中国艺术实践成果，凝练出一些原创性的、标志性的核心理论；二是提炼出一些新的概念、范式、表述，无论高校的艺术实践还是国家的艺术实践都非常丰富，在实践交流中提炼新时代民族艺术学的概念和范式，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特性，创造一些通识性、公约性的学术范式；三是通过搭建学术平台，通过深厚的底蕴和头脑风暴，建设新的学术话语，进而深化学科建设，繁荣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发展。
石亚洲校长也宣布，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北京市“民族艺术学”高精尖学科建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聘任外聘研究人员：首批聘任刘湘晨、李松、王廷信为民族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任汤芸、李世武为研究员；聘任肖璇、王永健、曹静为副研究员。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李松教授线上致辞
李松教授指出民族艺术学这个学术平台的建构，尤其在顶层设计上的理论建构、学科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在这些大目标的框架下多种学科的介入，更好的体现了一种开放性，这是符合我们当下学科发展的一个共性的文化生态。我希望民族艺术学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土壤，就像我们学术开放性一样，它是一种能够养育百花齐放的学术状态和艺术状态的一种土壤，同时它又是能够达成美人之美的能力，这也恰好是我们很多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完成任务。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线上致辞
方李莉教授认为民族艺术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而是语境中的艺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社会建构中的艺术、社会发展中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它必然是跟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参与到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以及复兴传统文化的一些大的国家决策当中。这是我们的研究使然，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以要探索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研究目标和学术立场，因为只有明确了我们的学术立场和我们的研究目标以后，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路径才会很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开幕式主持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民教授
开幕式后部分线上参会嘉宾合影
开幕式结束后，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陈刚书记主持下，研讨会正式开始。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陈刚书记主持首场会议发言
与会代表紧紧围绕“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这一主题，就民族艺术学认识论、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以及民族艺术民族志研究案例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场域中民族艺术研究方法论，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民族艺术研究方法论、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艺术研究方法论、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化内质的多相多义特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重新审视艺术及艺术研究、多模态艺术民族志、文化遗传视角分析艺术创作民族观念的惯性传承、民族艺术研究的内外生态、文献切入的研究方法研究民族艺术史。二是跨学科解析民族艺术研究方法，包括《白毛女》的审美人类学解读、艺术民族志书写的三种范式、美育视角的音乐与精神气质、人类学对音乐影像志的理论与方法规训、从不同学科导向的方法介入的讨论、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内部视角、符号学与现象学重构具体的方法论融合。三是通过民族艺术研究个案分析学科研究方法，包括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系统、民族传统手工艺、《红楼梦》中戏剧的文学创意、费孝通行文分析、彝族史诗《梅葛》活态探讨、运河音乐文化研究、 汉画“盘鼓舞”与“镜舞”的认定、巍山彝族“打歌”研究、两性对歌。民族民间工艺品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其中许多研究方向为学界首次探索，彰显了本次学术研讨会超高的学术水准。
文旅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李松以“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的方法论思考”为题，将对于十大文艺集成这样一个近半个世纪的工作体系的学术方法论思考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历史延续、学界主导、整体性与多样性并举的学术范式等几个基本特质。与之所对应的方法体系，一是记而不论的统一编修原则，主张不展开学术讨论，但是可以诸说并存，这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学术追求；二是针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实际民间文化生活，构成国家记忆，在各种艺术形态的记录和整理方式上都采取统一体例性的规定；三是以中国史志撰修的方式来编撰文艺专志。此外，文字、舞蹈、曲谱等符号的建设和优化，也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语言文字转译的策略与方法等方面都对学术方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讲，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覆盖中国各民族、全国每个地方，是全国文化事项的会典、国家文化地图和文化版图，是质同形异的多元一体形态，是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存在相对应的。李松教授也介绍了近年来开展的延续集成同时又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新的全国性研究项目，他强调，民族艺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门类和领域，每个学生做的就是一砖一瓦，同异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学科的合作，包括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动作记录、音频测量、文化品种的空间信息整编等，文化和科技融合、人文科学和空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聚焦“民族传统手工艺中的民族艺术学问题探讨”，指出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民族艺术中的“技艺”与“记忆”的传承体现，是完整的中国民族艺术学研究的现实案例。我们要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原则，即通过采用史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手段，对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作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探讨其文化表征上相异性的原因，揭示其文化内部一致性的实质，进而解析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内部一致性与表特相异性的“生境影响”和“社会模塑”。以便通过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多种方式的考察，事实求证民族艺术学研究可供采集的“原乡”资源；通过民族传统手工艺寻找民族真实生活中的文化基因，即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最后通过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回望，将渐渐走入遗产行列的这些手工艺项目从纯粹保护视野中移出,探讨“活态”保护的可能性。他强调，民族传统手工艺这一案例可以说间接回答了中国民族艺术学研究的大核心问题，即民族文化身份、中华文明有机构成、理论对特定范畴的实践价值。手工艺是生产者的艺术，它出自民间，服务于民，将实用和审美融合于一体，带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传承传统手工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南大学方李莉教授以“在社会转型中重新定义民族艺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题，认为在人和物快速流动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去研究民族艺术，也不能用传统的范畴去框定民族艺术。第一，因为原有的语境空间的边界正在消失。第二，民族艺术品正在穿越不同的时空，成为行动者，不在是一个静态的无生命的物，而是一个有生命的行动者。第三，民族艺术品正在由物化走向符号化，物化和符号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转型。第四就是互联网增加了民族艺术的再传播预算表现的能力。面对着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打造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尝试用非定点的多点和线索研究，根据线索寻找它的不同的点，把这些点综合在一起来开展研究。她认为，我们打磨新的研究工具，不是为打磨而打磨，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改变了，我们不得不打磨新的研究工具，寻找新的方法论，以适应正在变化和转型的社会以及镶嵌在这一社会中的民族艺术。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在“寻找母亲的仪式——《白毛女》的审美人类学解读”的阐述中指出在当代的语境下、不同学科的发展条件下，认真的思考我们的新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是非常必要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是我们人类学科的优势，但在个案的具体研究上，如果缺乏理论关怀，就会难以做深入彻底的说明。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路径，是因为不同的理论问题所决定的，审美人类学和民族艺术学有交叉也有不同。审美人类学如果说和民族艺术学、艺术人类学有一些学科上的差异，应该是在美学层面。在更宏观更接近本体的一些问题的意义上来思考我们是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有没有一个中国审美现代性？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学世界美学界是有争论的，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是有不同于欧洲的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要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确确实实需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相关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民族艺术学也是重要的方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学艺术作品中主角母亲功能的缺失进行深度解读，可能能够把握住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以“多样性指向民族艺术学的方法论创新”为题，认为从方法论而言，民族艺术学不应该理解为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简单叠加，它既不等同于艺术学也不完全等同民族学或人类学。多样性则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各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艺术的民族性是民族艺术学建构的基础。他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人文社科理论方法依托的根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的文化特性或者我们叫艺术的民族性的一个基本构成形式。在此而言民族艺术学与民族民间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策等等这些对象的多样性，都对理论方法提出了完善或者转型的诉求。学界以往可能接受来自于以及多年的某些研究的方式，但是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不单是传统的，同时也有现代交织的民族艺术，这实际上是对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发展、完善以及转型诉求。因而，艺术“多样性”既是民族艺术学立足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民族艺术学理论方法探索的重要指向。
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以“《红楼梦》中戏剧设置的文学创意”为个案进行分析解读，指出《红楼梦》一书戏曲要素丰富多样，动态剧目和静态剧目蕴含着不同的文学创意，同时也是多门艺术交融的艺术品。戏剧本身一种是案头文学，一种是舞台呈现形式，也是从演员、戏台、剧目的选取等方面文学创意，以及文本的再生性迁移。红楼十二官的刻画，丰富了大观园女儿群像，作为十二钗人生悲剧的副线，强化了“万艳同悲”的艺术蕴涵。多种剧台的呈现丰富了家族悲剧的空间书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古代动态剧目和静态剧目在小说中以文本和表演形式进行记录，这也是戏剧文献再生性迁移的突出体现。同时还有小说的故事情节，它以戏中戏的方式呈现了一种再度的创作。最后就是从戏曲嵌入小说的角度来解读，为《红楼梦》这样的一个案头文学增添了动静相生的色彩，所以还有许多的创意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发掘。
广州美术学院邓启耀教授就第一节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李松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对国家典籍作为文化建设的宏大工程进行了精彩介绍，其研究从艺术、文化与民族本体谈政府和学界的合作，体现了国家对于包括民族艺术在内的文化典籍文化版图的整体布局。包括文化典籍的整体性、多样性、符号与体例以及田野方法论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夏燕靖教授基于田野实际出发，一是对原乡资源的考虑，二是对文化符号的考虑，三是对文化活态的探问。对量化、历史与共时性、异质性等问题，尤其是对原生、原型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方李莉教授谈到的转型，包括了社会结构、价值观、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文化语境到市场语境再到跨入当代语境，文化空间的流动、物的符号与功能、身份重塑都发生了变化。民族艺术也成为被复兴、重构的民族艺术。杨正文教授谈到共在的多样性问题以及内在的多样性问题。艺术的民族性是人类世界艺术多样性的重要表征，要在艺术和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中来探讨。强调了艺术实践和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王杰和曹立波教授通过个案分析，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白毛女追求母亲的位置，从审美仪式的角度来论述提出了有意味的话题。而对红楼梦的解读，是从阅读的文本到舞台的呈现做了一个比较分析，包括案头剧本的阅读和舞台的空间、表演的演出过程，欣赏的场景差异，提出了新的解读方式。
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以“‘无意义’的本土化之争和有意义的费孝通行文”为题，通过分析费孝通行文作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一个范例，指出费孝通引发人们对于社会教育的缺失的讨论，并且是一个被社会学和人类学耽误的戏剧家和小说家。费孝通行文与戏剧文学之间的契合，尤其是费孝通的行文创造了社会学“方言诗”。虽然日常语言视角的说法可能只是稍稍挪动了一小步，但这一步很关键。这一小步看上去只是将论说的“聚焦”有意识地稍稍调整到以“诗性”为中心的写作。但有了这种自觉调整，就有了费孝通式写作的初步。一般情况下，社会科学的写作是按照“科学”语言书写的。这类写作充斥学科教育和训练，比比皆是。这类写作的语词可能是翻译者生造，可能只是些某一小圈子内的行话。这些论说当然也可说是“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但这些论说除了同一圈子的人为寻找参考文献外，少有普通读者阅读。费孝通行文对社会科学教育的启示，简言之就是今天学生的养成应该注入更多文学艺术创作训练或“美育”课程。这种训练应该成为社会科学教育的内在成分。
广州美术学院邓启耀教授围绕“相、义、法：民族艺术的认知与研究方法”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讨，提出在面对野生状态的民族艺术时，习惯做法是先以某种观念记性辨析，然后做“专业”的肢解，剔除带有宗教或民俗性“封建迷信”（现在已知，把这个词套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事项上是多么的不靠谱）的内容，提炼出某些符合时代价值、审美价值或商业价值的形式要素，加以论证，或经过“整理”和“加工”，“升华”为比较纯粹的“艺术作品”。民族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还涉及到民族艺术的多重含义。在面对具有艺术和非艺术形态的民族艺术时，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都不能完全阐释所有的文化现象。民族艺术本体的文化复合性特点，决定了民族艺术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点。民族学和人类学田野勘查方法是民族艺术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分类、考证方法，使民族艺术研究特别是古代民族艺术研究有了坚实基础。而社会介入的方法，是民族艺术学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本土回归。
中央民族大学张曦教授以“民族艺术学再思”为题，通过梳理艺术等相关概念，探讨了木村重信关系学派、洞窟画的巫术性、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越境·移动的民族与“接触地带”、制作实践论，重新审视艺术及艺术研究。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木村重信开始主张“民族艺术学”，并认为“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的特色不是个人性的或特殊性的艺术，而是最好地表现出了与其民族、其地域的一般的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其实木村强调的是无论是正对西方世界、西方以外的艺术研究中，在地的“ars”（技术）被排除了工匠技术的“art”所取代，最后成为了重视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表现的“Art”。在中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的机能性的艺术创作，也出现了大量的起源于外部的艺术形式。当今的民族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论由“接触地带”理论可以观察到arts的动态性的复杂性，可以重新思考艺术概念、理论的二分法，从制作实践的角度、实践的意义生成来理解“民族艺术学”。
云南大学李世武教授通过“活态民族艺术研究的五位一体范式：以彝族史诗《梅葛》为例”的分析，指出民族艺术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或出于对旧概念蕴含的偏见、不准确性的不满，或出于研究新兴艺术现象的需要，国外学术界试图用与“民族艺术”相关的概念超越旧概念的局限性，但却因对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而未达目标。相关学者更换概念而不正确反思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误将一系列在消除偏见性含义、不准确性之后仍旧可用于区分不同艺术类型的概念一概替换，导致艺术类型划分出现混乱。超越国外“民族艺术”相关概念的局限性，应强调三个方面：民族艺术是一个兼顾艺术的时间、空间、社会层级等维度的宏大概念，民族艺术的概念不能替代亦不必替代原始艺术、部落艺术、非西方艺术、传统艺术、无文字艺术、民间艺术、民众艺术、土著艺术、本土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概念；应坚持艺术价值相对论；应高度重视相互对应的艺术范畴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事实。民族艺术的定义，亦不能大而无当，宏大到等同于人类艺术本身。民族艺术具有时间性、集体性，民族艺术不等于民族主义艺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艺术观，积极探索民族艺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扬州大学魏琳琳教授以“运河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刍议”为题，指出科学认知“大运河文化带”的概念内涵是深刻把握纲要主线的重中之重。音乐作为文化的表现形态和表征手段之一，对于特定音乐的文化属性、音乐与文化主体之间的认同关系、音乐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等深层次讨论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讨论运河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要关注运河沿线音乐文化事项，它们是连接历史和维系生活秩序的重要纽带。在方法论上，运河音乐文化是一种流动的、活态的文化，进一步夯实运河音乐文化研究的内涵，就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运河沿岸不同区段，在从历史时期到当代的漫长岁月中，包含着差异性的文化群体，由于所在地区族群和区域文化的相互作用，在不断文化交融的同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亚文化群体、区域性文化群体。我们的学术研究以当下运河沿线民众生活作为研究重点，必将会使运河文化不仅作为历史文化记忆而存在，更是人们当下音乐生活实践的状态。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副研究员围绕“论艺术民族志书写的三种范式——兼论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这一议题，强调我们正处在一个学科界限模糊，新学科不断产生，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共同话语的形成有赖于对社会事实叙事所形成的共识。作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艺术人类学正有待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研究范式。哈赛尔伯格的《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一文开启民族艺术研究方法与艺术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探讨，爬梳艺术民族志书写的三种范式（风格分析式调查记录、注重地方性文化解释的写文化书写转向、写艺术）。伴随着艺术在民族志的描述中逐渐从处于附属位置到走向舞台中央，写艺术成为继写文化之后艺术民族志发展的另一个新阶段。人类学家与艺术（学）家开启对话与合作，一方面呈现实验艺术民族志；另一方面，超越国族，进入人类历史，以全球史的观念统合人类学与艺术史双重视角撰写艺术民族志，通过民族志去思考人类历史的构成与未来发展。可以说，将艺术民族志纳入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书写，将人类学与艺术史的视角有机统合起来，对艺术民族志书写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既是参与全球理论对话的要求，也是艺术民族志书写范式理念更新的必然选择。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力图在人类学与艺术史之间架设桥梁，找出一种彼此兼顾的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就第二节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朱晓阳教授从日常语言的视角，谈人类学传统和民族志写作，实际上就开启了这个专题最为重要的关于民族艺术学范式和写作问题。采用与费孝通先生行文同感启事作为一个入点，讲述当代艺术和科学相融合，包括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化。邓启耀教授提出民族艺术学的多义性，单一学科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事实和真相。包括我们现在常用的叫文献或者类型法，实际上如何进入现场以后的多用性或者多样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探讨问题。张曦教授从80年代日本韩国重新认识民族艺术，包括对艺术专有的概念说起，所以形成4个文化概念和文化演进的一个谱系。就把这40年来关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联系，包括民族艺术呈现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动态性，都做了一个很好呈现。李世武教授从田野中的语境入手，分析彝族史诗讲述在构成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五位一体视角。阐述了这是构成一种社会传统文化的系统，是艺术古朴、原始世界观、人生观和婚姻观的观念，称为彝族民族的集体活书。魏琳琳教授对运河文化进行了综述，将运河放置在整体论的视野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在梳理运河文化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一个有效联系，提出运河文化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探索人们文化实践的过程。王永健教授提出了三点，第一是风格分析调查记录，第二是叫注重地方性文化解释的文化书写，最后是写艺术。写艺术突出艺术的主体性，而且强调撰写人类社会艺术现象。
北京舞蹈学院刘建教授以“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个案——关于汉画“盘鼓舞”与“镜舞”的认定”为题，认为在中华民族舞蹈历史上，汉代舞蹈是第一座高峰，历经上下四百年，跨越其时世界四大帝国中最大帝国空间，奠定了中华文化中舞蹈的基础，并且以视觉直观的汉画舞蹈“留此存照”（翦伯赞）。放开眼光看，汉代舞蹈不只是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艺术，它也是汉代的生活场和文化场的身体行为，它的重建应该是从“让博物馆‘活起来’”到“民族复兴”的一翼，“长袖善舞”地以汉舞打通古今。“汉代舞蹈”是历史上的舞蹈，“汉舞”是今天依据历史重建的经典舞蹈。作为研究对象，无论怎样界定汉画舞蹈，它首先是视觉直观的身体艺术；但由于这一对象是久远的身体写照，且自己不说话，因而必须在不同学科研究的多棱镜下才能用实践使之满血复活。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许多对象的真面目至今还在研究层面被误读，比如我们提到的盘鼓舞和镜舞。这就要求民族艺术要把对象聚焦的非常准确，方法用得非常合理，进行一种群体性的创造，这样才能最后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以应对民族艺术主流的实体存在。
西南民族大学汤芸教授围绕“从美育视角看音乐与精神气质——民族艺术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这一议题，强调我国早期的民族艺术学式的尝试，虽未从理论与方法上提出更为细致的论述，但由此呈现出从艺术而非传统史学来理解民族关系与国家统一，进而触及民族精神之实质，这可能是更为包容开放，且更为经验实在的路径。尽管此时并无对美育的探讨，却也正开拓出一种基于美育的多民族互生关系的视野。以美育代宗教应该是从一种更为超脱的民族观，这样的民族艺术一定是超越于个体民族为主体，赋予个人对生命意志意义的关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凝聚力不再是一种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对民族艺术学的方法根基，应该就在于要打破语言学与智识研究对音乐研究的局限，实在地将视野延伸至超越于文化相对论的生命整体之上。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
中央民族大学朱靖江教授以“人类学对音乐影像志的理论与方法规训”为题，聚焦音乐影像志这一作为音乐学、影视学在人类学理论方法框架下并接而成的音乐调查方式与研究创作文本进探讨，指出从人类学叙事史的角度对音乐影像志进行梳理，并反思其学术范式的变迁过程，同样也是理解影音民族音乐学的一条路径。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文化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提供主体表达或主位发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近些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音乐影像志领域开展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多学科交融意义。他认为，人类学并非只关注音乐的地方性存续，同样也鼓励和支持音乐家、电影创作者的多元音乐文化吸纳与艺术创作。影像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观察、记录、描写、阐释的人类学方法，与音乐的交融，为两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互鉴的动力。因此，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是尊重音乐的文化多样性与音乐主体的文化主权。
《民族艺术研究》唐白晶副研究员围绕“‘踏歌’的历史隐踪与现代模态——以巍山彝族‘打歌’为例”这一议题，阐述“踏歌”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流传最广、现存样态最为丰富的一种传统歌舞文化。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都能看到“踏歌”的历史遗存和活态传承。从巍山彝族“打歌”的现代模态溯源“踏歌”的历史隐踪，正是践行民族舞蹈学与古代舞蹈史“联通共洽”的治学理路，是“民族艺术学”理论建构需要完成的研究课题。“打歌”与“踏歌”的联通共洽表现为诗乐舞一体的形式、娱神与娱人的交织、尚武与凝聚力的彰显。中华舞蹈文化在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中，在“踏地为节，联袂而歌”的“舞”中，体现了文武交融的中华乐舞风格。她认为，无论是“打歌”还是“踏歌”，其最初的舞蹈队形均是“圈舞”的形式，人们联袂踏歌、拉手成围，以火塘、篝火为圆心，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位置加入集体，在齐心合力的节奏中，产生了极强的群体认同感，同时在歌词中学会了生活、生存技能，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建立在民族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基础上“社会归属性”的意识，即“集体认同”。这在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强化了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起到增强凝聚力的功能。
云南民族大学邹宇灵副教授以“跨学科视域下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探究”为议题开展研讨，强调民族艺术学是民族学和艺术学的交叉平台，具有跨学科属性，其研究方法的探究，可以从三个向度展开：一是民族学的调查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法、访谈法、跨文化比较法等；二是艺术本体分析方法，涉及各种门类艺术的具体分析方法；三是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探究如何阐释民族艺术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三个向度研究方法的讨论，分析文化整体论视野下民族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她认为，民族艺术学的研究导向是以民族学为主导和以艺术学为主导两个方向。以民族学为主导的民族艺术学研究，目前研究者对于艺术的关注不够，希望能对艺术形态足够重视。而以艺术学为主导的民族艺术研究，往往学者更多关注艺术本体，本文的分析中提到，以艺术学为主导的民族艺术学分析虽然最后的理论探讨部分讨论的是艺术学的问题，然后其是在民族学文化整体论、地方性知识等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希望未来的研究中两个学科的交融性能得到更好地体现。
江苏理工学院曹静老师以“多模态艺术民族志研究方法刍论”为题，系统阐述了多模态艺术民族志从研究取向到使用工具、创新角度等层面，都需要将多模态放置在思考框架中，寻求路径调整和消解因为学术区隔而未能妥善整合的多种差异性方法间的张力。如何改进艺术民族志传统，其核心任务是参与到多模态实践过程中，认识和理解动态的、流动的、通过人的行为创造和塑造的多模态，应当关注主体性、场景性、组合性、互动性、描述性、技术性等。她也以自身艺术民族志的案例加以说明。她认为，多模态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学术实践中重新思考学科理论性实践，不断反思和批判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弥漫的二元割裂观念，谋求实现新突破，以期促进学术更好地面对社会文化的新变化，及时地开拓新领域，获得新进展，营造新业态，促进学科的繁荣和进步。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就第三节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刘建教授对汉代盘鼓舞和镜舞的研究，是对天文学、宗教学、考古学、科技史等多种方法的运用，而不仅是根据图像自身判断与文字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对古代文献严谨的再研究。朱靖江教授提出的对于音乐民族志理论和方法的规训，尤其是对文化持有者主体性的尊重，必须考虑到文化主权。他提倡长期合作的人类学，而不是简单的资料关系。强调研究伦理，包括对东方主义的警惕都值得很好的思考。汤芸教授从美育的角度谈民族艺术学的问题，把民族艺术学作为文化体系来研究，对停留于形式分析的问题做出反思。她以《森林人》的个案提出二元交合的人道主义等对艺术主体的讨论，都是实现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用科学的透镜看艺术的重要问题。唐白晶副研究员所研究的是打歌和踏歌在古代研究的关联性。怎样看待地方的策略性文化本质主义的表达，涉及不同群体打歌的相似性和多样性，讨论起来难度比较大。邹宇灵对民族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更多讨论，偏重艺术学的研究和偏重民族学的研究上不同的取向，可以进一步细化比较分析研究和方法论。尤其是在面对实践中间的断裂时，如何用自己的研究实践真正讨论民族艺术学。曹静老师进一步丰富了之前的研究，将个人的研究体验融入其中，使方法研究更加落地。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多媒介共存、多感官同在的多模态研究。多模态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作为一个新的转向，落到民族艺术研究上也需要更多运用与探索。
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以“论民族民间工艺的现代意义”为题，围绕民族民间工艺品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展开讨论，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民间工艺的全球性与地方性交叉组合，并出现现代机遇和性质上的变化。在艺术消费分层中，从底层越向高层，从过去的不登大雅之堂，到当下的被高雅艺术圈所接纳。同时在功能性上，作为实用与审美的结合体，民族民间工艺品从以实用为主到以审美为主。这种转型从实用向审美的转型，说明艺术原本来源于工艺，在近代社会才形成艺术与工艺的对立。而在消费范围上，从地方性走向更为广大的区域。民族民间工艺融入了现代艺术，成为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而改变艺术的边界和艺术观念，扩大到各个方面服务于现代生活。因此艺术的边界不是不存在的，但是艺术的边界在发生着变化，所以艺术的边界以及可供参考的指标在现代语境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王廷信教授以“文化遗传视角下艺术创作民族观念的惯性传承”为题，分析“文化遗传”的可能性并强调基因是可以遗传的，并以傣族孔雀舞为案例进行传统经典作品的系统分析阐述。“文化遗传”围绕“文化基因”的遗传、变异来进行，而渗透在民族艺术中的文化基因具有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强的恒定性特征。民族艺术中的文化基因也会因强大外力的作用而变异，但不会全部隐退。在“文化遗传”的作用下，民族艺术的“文化基因”表现出强大的持续性，虽然有变化，但总能找到其影子，这些影子从根源上决定着民族艺术的特征，因而也表现出艺术创作民族观念的惯性传承。民族艺术是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类型，“文化遗传”理论可与“民族艺术”互证。一方面可用“文化遗传”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理解“民族艺术”，另一方面可通过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艺术来证实或者证伪“文化遗传”理论。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特征”，艺术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其“特征”来体现“价值”的。民族艺术如果丧失其民族特征，就会丧失其价值。因此，“文化遗传”是一个观察艺术创作民族观念惯性传承的有效视角，也是思考民族艺术学相关问题的可以尝试的方法。
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在“礼与俗：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内部视角”的阐述中，强调通过对当今民俗艺术的田野挖掘，结合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可以揭示出民俗艺术与中华文明形态的内在关联。存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民俗艺术，既是中国历史社会绵延至今的“活化石”，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既与民众的日常生计与精神安顿有关，又在普通民众与国家政治、地方精英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磋商关系，在千百年间一直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伴随着国家一统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多重互动，艺术担当了政治沟通、文化交流与社会调谐的关键作用。故而应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聚焦艺术与德治教化系统的结合，及其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嵌入，化解因西方现代学术植入而为中国艺术学整体发展带来的“历史波折”和“文化纠结”，在正视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前提下，接续本土传统，开启“中国原理”统摄下的中国艺术学首创精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因此，深化对中国民俗艺术自洽体系的认知与阐释，就为超越现有的传统-现代、国家-地方、精英-通俗等分析模式，探究民俗艺术所蕴含的“中国原理”提供了难得契机。
北京师范大学孟凡行教授以“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外生态变革与研究方法调适”为题，提出民族艺术生态可分作内生态和外生态两大部分。所谓内生态指的是民族艺术存续所关涉的内部因素的结构及其运行，比如艺术的传承人、传承场地、传承技艺、传承展演、传承历史等因素及其之间的结构运行关系。所谓的外生态指的是民族艺术存续所关涉的外部因素的结构及其运行，比如外来的政府、社会团体、学者等行动者，政治革命、战争、社会变迁、技术变革、市场等因素及其之间的结构运行关系。民族艺术的内外部生态是协同运行，共生发展的。虽然就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内部生态展现了民族艺术是其所是的特征，显得更核心，但就民族艺术的存续来说，有时候外部因素对其影响更大，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战争、社会革命、巨大的社会变迁等等，合理运用外部生态力量，会促进内部生态的完善。数千年以来，民族艺术的外部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民族艺术研究者修正对民族艺术及民族艺术研究重要理念的认知，并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作出适当调适和反思，采用便于处理大规模、大地域文化交流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方法等等，构建混合田野研究方法，以应对新时代的研究需要。
中央民族大学安静副教授以“全球化视野中的地方知识书写——艺术符号学在民族艺术学中何为”为题，概述符号学被称为“形式的科学”，主要关注艺术的审美特性，研究途径是从艺术的形式入手，因而是现代美学与现代艺术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力与生长点。其次，从艺术类型的角度来看，民族艺术学是在社会视角之下研究艺术的重要过渡。以符号学与现象学的重构作为具体的方法论融合，民族艺术的研究既然要强调艺术研究的民族视角，就必然会重视民族文化中的身体意识、文化身份，必然重视艺术在民族文化认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必然落实到民族艺术中的身体感受。艺术符号学想要在民族艺术研究中大有作为，符号的句法、语法分析势必要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在这个过程中，离开在场的田野调查，离开参与过程中的身体意识是行不通的，艺术符号学必须要结合现象学的身体立场与身体视角，实现与民族艺术学方法论的创新与融合。才能在全球视野中更好的书写地方知识，让地方知识在全球化视野中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进而在文化层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艺术的人文关怀。
中国音乐学院肖璇副教授以“从歌谣到两性对歌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转换”为题，指出概念和分类表征的差异体现的即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变。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已经从乐谱中走出来，发现人类学未曾关注到的民间两性交往的学术文化。而帕里·洛德、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相究，使得两性对歌深受人类学的影响。通过对于两性对歌的民族志研究，包括鸟鸣与对歌、两性对歌的自然与文化、音乐认知与起源，可以发现这不是人类独有的两性声音。通过回溯民国至今中国学者涉及两性对歌的研究脉络，从“文本语境疏离”“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风俗类音乐”“整体性个案研究”，到目前“对歌的自然和文化”的五种研究取向，从不同角度探索对歌文化类型，也促使两性对歌研究从概念、术语演变到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
中央民族大学赵盼超副教授以“民族艺术史研究：从文献切入的一种研究方法”为题，提出民族艺术作为民族学与艺术学的交叉学科，既具有民族学、艺术学二者学科属性，同时又因交叉而产生其自有形态属性，既受到国外影响，又具有中国特色，该学科在新时代呈现出多元复合的学科特征。民族艺术研究的学科交叉特征所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是其优势和特色。同时具备民族史和艺术史的一些特点。其中，从文献入手对民族史、艺术史进行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民族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文献始终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线，自文献切入对民族艺术史进行研究，也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文献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民族艺术的状况，还有助于重构中国民族史观，服务于当代民族理论政策。借助文献组合重构而形成的艺术案例，可以成为揭开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的史证。因此，民族艺术史研究可采用文献+考古、田野等研究方法，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色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体系，并通过多个研究平台联动、跨学科交叉合作、民族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式来寻求新的突破。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就第四节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本节发言在交叉理论方面的探讨有高建平教授、王廷信教授，交叉实践方面有张士闪教授、孟凡行教授，方法对话层面有安静副教授、肖璇副教授、赵盼超副教授，这三个层面构成了本次会议的应有之题。高建平教授通过根本性元话语的自我追问，回到起点重新讨论何谓民族艺术。回到美学思考是在什么意义上制造和使用民族艺术核心概念，并且批判了居高临下的纯美学的研究。王廷信教授在前沿的生物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自然科学与艺术学之间交叉点，进行了理论推进。两位教授将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拓展。张士闪教授试图将学科实践还原为学科自我学术建构，从中国原理推进中国艺术学建设。孟凡行教授讲述了自我反思的矛盾性坦诚，探讨了跨界与守界的问题。安静副教授从现象学特征的民族艺术学出发，思考对于艺术符号学的价值和意义。肖璇副教授从两性对歌看方法论的思考，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范式的梳理，从这种回顾中提出音乐具身性所需要的跨学科资源整合。赵盼超副教授从艺术史角度关注民族艺术的研究和书写，发掘古代文献当中隐藏着的特别丰富的艺术史料。强调文献+考古+田野，走向殊途同归。这三位学者通过符号学、音乐学、艺术史共同建构方法与路径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探究民族艺术的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
6月11日晚19：00在知行堂举行本次研讨会的青年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车延芬副教授主持、刘柳副教授评议。本次论坛共有12位同学参加，发言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研讨的议题涉及民族美术教育、民族艺术与建筑人类学、民族舞蹈道具、山彝族“善舞”形象的建构、新疆克孜尔壁画民族艺术志案例分析、侗族咚咚推舞蹈创作、九股苗《偏架射虎图》图像研究、山西背铁棍的民族志研究、民族舞蹈教材建构的主体性反思、白族阿吒力古乐的文化变迁、《红楼梦》中戏剧冲突的选择等。
王建民教授作大会总结
本次会议在2022年6月12日12：10结束了各专题的讨论，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在作大会总结时从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三个层面进行了总结性的阐发。
他指出，首先，如何认识民族艺术学、怎么样认识民族艺术研究，我们在第一次会议就已经讨论的基本概念与学科定位问题依然在思考中，依然有很多专家的讨论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各位专家是在特定时代不同学科交叉跨界的背景中，从民族艺术的多义性、复杂性和时代性来思考和定义民族艺术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在多学科的立场上，许多专家从对于民族艺术学跨学科的特点肯定和再强调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不同的角度来关照民族艺术学，使得民族艺术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其次，在方法论上，我们这次会议也有很深入的讨论，包括怎么在研究中间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怎么处理地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怎么重新认识民族传统手工艺、怎么样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视野中间思考民族艺术、怎样在研究中处理好艺术形式和社会文化意涵的关系、怎样面对社会转型和当下民族艺术的现实状况重新定义民族艺术研究、民族艺术学的多样性指向和多学科关系、民族艺术研究中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文化的移动与越境中的民族艺术方法论、语境-艺术家-艺术受众-艺术形式-艺术意涵五大要素的关系、民族艺术研究中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处理、道路和流域范围内的民族艺术研究、音乐影像志的人类学方法论准则、民族艺术研究中不同模态关系的处理、民族民间工艺的现代意义、从文化遗传及觅母来观察艺术创作、外部生态变化对于民族艺术的影响及其研究方法的应对、符号学和现象学结合的探索路径，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专家们也从各自的经验出发，谈到了田野调查中和其他的多个主体的关系的处理、具体的民族艺术事项、具体作品、具体案例的阐释和分析，等等，无论是讨论宏观问题亦或是具体案例，也都涉及到了研究方法这个层面。一些学者关注了艺术民族志书写问题，从对于艺术民族志写作三种范式的讨论，到不同形式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问题也都有涉及，注入了较为深入的辨析和反思。
以上三个层面的讨论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对于中国民族艺术研究的发展也都将会大有裨益。
本次会议是民族艺术学系列会议的第三次会议。在哔哩哔哩在线直播，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时7500余人。
（注：由于线上参会形式的局限性以及筹措工作不充分，活动影像、文字资料不全，望各位与会学者谅解！）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
（文/沈春阳 图/朱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