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30日上午9点，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学：国际视野与理论范式” 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知行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深圳大学、江苏理工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着“民族艺术学：国际视野与理论范式”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民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石亚洲教授、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夏燕靖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杰教授分别进行了开幕致辞。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石亚洲教授现场致辞
石亚洲教授对民族艺术学的发展提出了三方面建议，我们要根植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这片沃土，不断提取民族文化的养料，在民族艺术创作创新实践上不断探索，践行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实践新路径，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艺术精神家园。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以前我们一般从艺术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单一学科进行研究，对民族艺术学要从新文科、交叉学科的角度构建其理论范式和体系方法。此外，民族艺术在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民族艺术研究和交流的国际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夏燕靖教授线上致辞
夏燕靖教授表示民族艺术学是学术研究的新路径，对于学术如何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成为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从上次会议的寻路者，到理论范式探索，在主题和主旨上不断深化。民族艺术学与民族研究两方面密切联系，民族艺术的发展关乎学科的完备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文化和艺术的具体实践，如何在动态“文化空间”内进行现实性的应用，在物质性继承的同时，保持文化“原真性”，不损害其本质的精神价值是当今民族艺术研究领域特别需要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杰教授线上致辞
王杰教授认为民族艺术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广义的乡土文学的美学分析而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式不可忽视。对于本土性的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和阐释而言，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国乡土文学的美学内核，审美人类学所强调的哲学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这方面的忽视会有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美学评价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建立民族艺术研究院，将民族艺术学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讨论，能够在这一个领域的发展中做出独特的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民教授介绍线上参会嘉宾
开幕式结束后，王建民教授首先介绍了各位线上参会的专家、学者，紧接着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陈刚书记主持下，研讨会正式开始。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陈刚书记主持首场会议发言
与会代表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艺术生活与传承、中国乡土文学的乡愁乌托邦的美学机制、文化变迁与傩文化的当代传承、《红楼梦》服饰艺术的民族融合趋向、影像民族志的理论范式、国际学术组织ICTM的名称变化与范式转换、从民族艺术角度反思传统和审视本土、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艺术与民族性、民族主义：从语言、文化分析到社会、历史分析，民族艺术知识生产的多模态话语与研究范式、莱昂哈德·亚当的民族艺术学研究、民族艺术研究的多模态范式、作为美育的民族艺术学、民族艺术史学的研究与体系建构、空间与舞蹈人类学研究、“民族艺术学”研究的理论路径及其学科建构、民族学与艺术学的互鉴、艺术的民族特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机遇、文化主体性与影像民族志、汉画舞蹈的民族构成、“民族舞蹈学”与“舞蹈人类学”、以两性对歌为例看西方理论范式和学科主体性、后殖民舞蹈研究中的盲点与痴情等论题进行了讨论。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以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形成为切入点，阐述了民族传统艺术的生存与传承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压力。在多元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一个新命题，对此作出合乎人类文化变迁与发展规律的探究与阐释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和艺术的具体实践，自下而上从多方面作出与发展问题相联系的探索，这是当今民族艺术研究领域特别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指出对中国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广义的乡土文学的美学分析而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他的初步表述是：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组成的双螺旋结构。对于本土性的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和阐释而言，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美学内核，审美人类学所强调的哲学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这方面的忽视会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美学评价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王廷信教授以傩文化为个案，论述了民俗载体为民众提供的机遇，既是一种生活调节和休息机遇，又是一种创造性机遇。民众除了休息、调节之外，其诸多特殊才华在傩文化的仪式和表演中出现，既让傩文化“信仰”本义造成的民俗得以延续，更让民众的特殊才华得以激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提倡傩文化的当代传承。
深圳大学李心峰教授通过对于民族、民族艺术的语言分析，提出“民族艺术”这一核心概念术语如何理解、如何界定、如何使用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民族”与“艺术”两个基本概念，又都是歧义纷呈、争论甚众的词语。不同学科中的“民族”概念，其内涵外延也有所差异。语言分析还要结合不同的语言及其文化语境进行辨析，还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层次：即社会历史的分析。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愈益深化的艰难过程。这样的探讨，又是我们进行“民族艺术”理论建构尤其是“民族艺术学”学科建构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性课题，理应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探索。
云南大学李世武教授展示艺术族属与多民族艺术交融的研究视角，侧重于从“汉族吸收少数民族艺术、少数民族吸收汉族艺术、各少数民族艺术相互交融”三大重要维度展开论述。“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的价值在于：1.有助于打破艺术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壁垒，推动有中国特色民族认同理论体系的建构；2.有助于多民族艺术交融、共创中华艺术的研究视角，推动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3.有助于提炼出多民族艺术交融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经验及当代策略，供国家有关部门参考；4.有助于为域外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样本，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指出，《红楼梦》出版前至少有近四十年的传播修订过程，这期间也伴随着清代服饰艺术的发展变化。版本异文表明《红楼梦》服饰描写及修订的变化过程，有由时代特色的不鲜明到彰显清人穿衣时尚及满汉融合的趋势。《红楼梦》服饰注重空间维度的区分，主要表现在对家常与社交礼仪服饰的区分上。小说中人物家常服饰多汉服，而社交礼仪场合则多满服，整体服饰描写上呈现满汉兼宗的特色。
北京大学朱晓阳概括地介绍了影像民族志的现状，主要分为四种类型：感受记录式、观察式、反思式、表现式。他认为有故事形式不等于有人类学灵魂，表示自己的人类学目标和理想可称为：叩问生活之道。他提出以此为目标的艺术人类学（包括影像民族志）将比当下的分支学科更融入作为单一学科的“人类学”(或主流人类学)。最后以最近的民族志纪录片展映中的《嫫尼阿芝》为例，这部片子的作者未必有自觉的人类学理想，但其对巫师阿芝的仪式记录却体现出本文所说的叩问生活之道的意义，作者与苏尼以及在场者的视角是交融的，电影如用巫师的语言书写巫技的民族志。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从学科术语的角度，以ethnomusicology为背景，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简称ICTM）的更名史及其研究范畴的变化，提供有关“民族艺术学”在理论范式或研究领域方面的参照。
广州美术学院邓启耀教授提出，民族艺术学的建构提示我们要注重本土，要有自己的文化母语，才能在“说人话”“说自己的话”的基础上，以具有文化自信的“国际视野”和世界平等对话。民族艺术除了民族性和层级性的概念外，还有传统性和本土性概念。民族艺术既是一种历时性的存在，承袭传统；又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注重本土。由于民族艺术的知识生产具有多模态呈现的广阔空间，对其研究范式及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就必须与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产生互动。
江苏理工学院曹静老师指出，多模态是一个舶来词，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上的追根溯源。多模态是由模态演变而来，后来被视为人类对于知识的认识，与哲学结合成模态逻辑的意义。康德知性范畴的四个领域分为模态、质、量和关系。德勒兹从思想和存在的差异性回归到经验，反思康德的命题。皮尔士在19世纪的符号学领域率先使用模态，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有使用。20世纪70年代，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派也使用了多模态。对于为什么研究多模态而言，是因为对语言的质疑，语言的适用不是绝对的，每一种模态都提供了表意的可能性；对文字的质疑，文字的呈现是受先验思维影响的。她对多模态的前提和要点进行了分析，呼吁在民族艺术研究中关注整体互涉性、互为索引性的多模态特征。
西南民族大学汤芸教授提出社会科学下的艺术理解：以理智性的方式将艺术解构，又试着智识性地将艺术元素重组成一个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的表达，正是对世界“除魅”过程中的一部分。蔡元培认为现今的宗教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提出美育（Asthetische Erziehung），即作为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世界之观念的可能。 他认为信仰自由是哲学的信仰，而非宗教的信仰。艺术的魅惑在于个体在其中依然是个体，是“忘掉了自己的市民身世与社会地位”的个体。蔡元培以美学代宗教是更为超脱的民族观，他试图以这种更为超脱的民族观，克服“民族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狭隘定义与二元对立。在民族艺术学建构中，应当重新认识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研究员介绍了民族艺术学史上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德裔人类学家莱昂哈德·亚当的《原始艺术》，于去年翻译成中文。亚当1891年出生于柏林，小时即对“原始社会”充满兴趣。一战之前，他曾学习中文。1938年他成为难民来到伦敦落脚。1939年，他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殖民系做些工作，大英博物馆准许他到民族学部查阅资料，本书即完成于此时。亚当学识广博，视野开阔，书中资料非常详尽，对世界各地的民族艺术做了一个概览。他受德国历史主义影响甚深，同时吸收传播论、进化论、功能主义等学术思潮，对原始艺术持有温情的历史主义解读。他关注原始艺术的未来命运，预计到了澳大利亚土著艺术的发展走向，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人物。
中央民族大学赵盼超副教授提出艺术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都为民族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他认为建设民族艺术史学的意义在于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弘扬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需要加强新中国艺术史学的梳理和研究。拓展民族史学以及艺术史学的研究空间与维度，推进民族艺术史学的写作，需要加强新中国民族艺术史学的梳理与研究。全国民族院校的民族艺术史学研究以及民族艺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加强民族艺术史学的建设。最后提出设想与思考：如何厘清学科之间的观念内涵和范畴？如何厘清民族美术、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史学研究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是否有可能写作包含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艺术史的可能？
中央民族大学张敏老师以民族舞课堂为例，系统分析了舞蹈教师的三种空间技术以及学生的呈现效果，说明了研究方法和数据呈现的路径，进而讨论空间作为教学技术对于民族舞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及空间对于舞蹈教学与学生身体塑造发挥的作用。通过“多模态场景的人类学呈现”，进一步拓展空间教学法的讨论，将多模态与空间结合，讨论“多模态空间”。空间为探究舞蹈教学以及舞蹈研究的提出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论可能，在空间理论思考上探讨中国民族舞的空间运用，将概念作为方法去展开讨论。
河北大学张新科老师分析了民族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学科背景和时代背景，提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民族艺术学”这一学科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四条理论路径：第一，作为“民族艺术”研究之学问/学科——“民族艺术-学”的“民族艺术学”。 第二，作为用民族学方法研究艺术即“民族-艺术学”的“民族艺术学”。第三，作为综合性学科的“民族艺术学”，也可称为广义的民族艺术学。 第四，作为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民族艺术学”，也可称为狭义的民族艺术学。基于国内目前的学科现状，在学科建构上，狭义上的民族艺术学作为民族学和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可以隶属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而综合性的民族艺术学则更适合作为一个名称，来统辖包括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戏剧学、民族美术学、民族影视学、民族设计学、民族文学等在内的其他具体艺术领域的民族艺术学科。
清华大学陈岸瑛教授认为民族艺术学对于民族学的意义：艺术在带动新时代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赋予民族艺术学以历史使命。探索建立民族艺术学理论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管理学科体系，为民族艺术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他还从艺术的两大理论范式出发，讨论了民族艺术学对于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意义：有助于丰富中国艺术学体系（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打破西方艺术和文人艺术中心论的观念。陈岸瑛教授也对民族艺术的艺术学任务进行了全面的说明。
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围绕民族性与世界性展开讨论，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艺术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当代艺术概念扩展和变化中有着新的发展机遇，并阐明了民族艺术发展的新路径。他指出，要克服符号化的现象，民族艺术不应该成为一种多元文化的点缀，而要以自身的艺术力量丰富人类的美。当代艺术概念要建立在一种包容性的立场上，集各民族之美，成为一种多元之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鲍江教授认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是第一部完整的关于丽江纳西族的影像民族志作品，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听画外音解说词，它强调阶级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分析选题和影像叙事，它是杨光海与赵银棠“有同有异”的文化主体性相遇的产物。作者对文化主体性概念的论述为：对文化人类学具有理论价值，有助于澄清地方人群民族志范式的有效性及其界限；这个概念对跨界合作田野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一方面为跨界合作田野研究提供学理支撑点，另一方面对跨界合作田野研究成果的后续分析提供切入点。这个概念对文本研究和影片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有助于知其所以然。
北京舞蹈学院刘建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也促进了汉民族舞蹈多元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朝代更替都不能改变这一文化特征——即使蒙古贵族的元王朝，满族贵族的清王朝，在文化上仍然传承着中国汉唐以来的传统，包括舞蹈文化传统。所以，广义上说的汉民族舞蹈，已然是一种跨民族舞蹈，是指中国历代各民族舞蹈不断交融而推陈出新的多民族舞蹈整体。
中国艺术研究院江东研究员辨析和比较了“民族舞蹈学”与“舞蹈人类学”，认为将“ethnochoreology”这个词直接意译为“民族舞蹈学”，是一种种对位式的翻译，只会给我们对这个概念乃至由此而起的一门学问的理解，带来困难。而中国音乐界已将“ethnomusicology”直译并定名为“民族音乐学”。在提到音乐界在该领域的发展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相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水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民族舞蹈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研究和发展上的滞后，都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音乐学院肖璇副教授聚焦日本对歌学术研究团体，追溯该团体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两性对歌研究和文化寻源的历程；尽管学术风潮起伏变化，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转捩嬗变皆统合在了复原古代日本“大和族”文化表达这一宗旨下。日本的中国对歌研究中所带的明显的日本问题意识也形塑了该团体独特的对歌研究特点；她以此学术团体和对歌研究为例展开中国民族艺术学在西方理论话语下的学科理论范式的主体性建构。
中央民族大学刘柳老师提出在后殖民转型中，不少有关社会主义舞蹈实践的学术著述也相应出炉。其中，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舞蹈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就有魏美玲的《革命的身体：中国舞蹈与社会主义遗产》（2019），《后殖民盲点:第三世界主义时代的中国舞蹈，1949-1965》（2018）。她围绕后殖民舞蹈研究范式中有关“革命芭蕾”的诸种歧见，来呈现因文化身份、历史处境和知识抱负所导致的观察局限。 通过对比这些围绕社会主义革命芭蕾的后殖民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后殖民舞蹈研究的真知灼见中所藏匿的选择性失明。
10月30日晚19：00在知行堂举行本次研讨会的青年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师刘柳主持。本次论坛共有9位博士参加，发言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王建民教授作大会总结
本次会议在2021年10月31日13：00落下帷幕，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在作大会总结时从国际视野和理论范式两个方面进行了阐发。他指出，民族艺术学的国际视野不仅是他山之石，更关乎学术视域，学术素养、学术胸怀。中国的民族艺术学研究要贡献于国际学术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的一部分。通过基于扎实的田野民族志研究获得的资料，在理论范式对话中，才可能真正发出中国声音。在民族艺术学的研究中，理论范式的发展不仅有关怎么看“民族”，还牵扯到怎么看“艺术”。因为艺术本来就是文化实践，民族艺术学研究必须基于艺术活动本身。在这种角度上，我们进行深入考察时要有批判性地借用、利用各种技术与方法，与更大视域的学术讨论衔接起来，在反思中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师生在图书资料室设立分会场，通过线上形式参与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是民族艺术学系列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哔哩哔哩在线直播，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时近8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