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珏（主持人）：下面我邀请张喆先生、杨晓华先生，还有靳勒老师，跟我一起做一场乡建当中，尤其是艺术乡建当中人的情感的对话。
其实由衷地从内心觉得靳勒老师他们的项目非常感人。那时是看了中央电视台“文化十分”的短片，那个片子非常有视觉的冲击力，尤其是在甘肃那个山区，一片荒芜的大山里面，看到的人的那种状态。再看到通过您，让当地的村民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然后人的魅力也由此得到一种新的升华。这是对于乡建当中尤其是艺术乡建当中人的情感，非常打动人心的部分，能不能请您聊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靳勒：我们今天说的乡村建设，其差距还是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之前12号去成都安仁古镇，再比较一下我们甘肃的村庄，那个差距太大了，简直没办法去说。我们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这些村庄，我也去了好多个，它们的这种差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我要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情感问题，就是村民他们的一个精神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西部这些边远地区，像我们村，实际上大部分的村民他连信心都是没有的，包括他们出去打工，然后在外地的时候，本能地他们已经把自身放在一个最低的位置了，他们自身觉得没有希望了，认为我们是一个最底层的。
因为我毕竟是在这个村出生的，我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像李保元、孙应忠，我们是从小在一起成长的。我算是运气好，能够从这个村子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上了大学，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我一回去，他们实际上的变化是非常小的，这就刺激了我。我在想，我能为我们的村子做些什么呢？并且，我想把我想到、看到的、感受到的，分享给他们。
任珏（主持人）：所以您希望把您看到的带回乡村去，让他们也看到您曾经在外面看到的那些美好的世界。
靳勒：对！他们一开始相信我，感觉我做事还行，到最后他们相信艺术，相信我们这个村子就是一个美术馆，我们的生活就是艺术。所以从相信艺术，然后到去做艺术、参与艺术，然后再创作艺术，实际上通过媒体的关注、我们本地领导的关注，慢慢地村民们明显地有了信心，明显地感受到我们实际上也行，我们还比邻村的村民强得多。你看，这么多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我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地高兴的。
任珏（主持人）：当我们这种快速的城镇化，把村镇抛弃之后，那些在村里面出不来的人也就似乎被世界所抛弃了。通过您这样的艺术实践，让他们又看到了他们在世界当中其实是有自己的位置的。慢慢地通过您这种“乡贤”再到乡村艺术，然后再到他们自己，这可能是一个文化自信转变的轨迹和过程。你们做这个，可以说是有着非常丰富人的情感在里面的。
下面我想请张喆老师谈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喆：今天很高兴受邀请来参加艺术乡村建设展，今年的3月份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举办过一次艺术乡村建设展，有几位老师也参加了，时隔半年今天在深圳又见面了，非常高兴！
今年，方李莉老师策划举办的艺术乡村建设展，以及对艺术乡村建设的一些地方调研，我基本上都陪同参加了。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很多的见识，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理念。
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个是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现在我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这是一个专门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的机构，调查研究是我们的基本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我们在2016年的11月份成立了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中心秉持着费孝通先生“认识社会、认识中国”的理念，通过深入的实际调查，为中央反映社情民意提供咨询建议。我们这个中心是一个社会化的平台，是搜集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平台，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的众创平台。
我们中心在工作是通过设立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形成课题报告，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内容是反映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或问题。比如现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分析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合作共事。
第二，通过今年课题的调研，以及参加这些相关的艺术介入乡建的活动，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现在大家对乡村振兴的讨论非常热，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乡村建设的关键应该以人为本，刚才王卫民副主任也提到了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人也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所以现在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的建设者，我觉得在我们的工作实施过程当中，更应该倾听呼声、察觉民意、总结经验、提出建议，让我们通过实践而获得的成果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我们提出的建议方案是不是维护到了农村、农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实施者所取得的成果，是否能够让农村、农民受益，这些其实都是印证了我们这些实施者的工作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我也希望大家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力量，为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的落实和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任珏（主持人）：张喆先生谈到的其实是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感情，而且是对人民的这种生活向往的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感情。
下面我想请杨晓华老师，您是艺术人类学会的理事，也是《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的主任，您经常会看很多艺术乡村建设方面的个案，根据您的观察跟了解，您是怎么样去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呢？
杨晓华：因为在学术界经常会说“众生喧哗”，指的是学术的争论。中国的乡村建设现在是多主体互动联动，尤其是这一次我们从世纪坛到深圳举办这个展览，我觉得的确是营造了一个多主体、多样态呈现的这么学术景观。
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是艺术乡建，我们的分论坛是艺术乡建中的情感，我关注到方李莉老师特意把“情感”的这种建设列为艺术乡建中的一个着力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学术见地的一个命题。
托尔斯泰是在所有的艺术思想者里面最强调“情感作为艺术的本体特征”的一个思想家，他说“艺术中的情感具有三性，一个是真挚性，一个是传染性，还有一个是道德性（主要是说宗教性）。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艺术家这个群体由于他的职业特点，他是具有高情感特性的一个群体，他们总是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社会的风潮，并且是站到这个时代感受力最前沿的这样一个群体。
对于艺术乡建而言，至少有三个关键之处，情感体现了他独特的价值。
第一个，艺术家参与乡建的初心和动机。靳勒老师上一次在世纪坛的展览给我的冲击非常大，那样一个贫瘠的几乎可以说是“无”的，这么一个荒凉的乡村，但在他的眼里面，是可以包含热泪去看待的。由于艺术家产生的比别人更加强烈的对故土的情感，他会被吸引到这片土地上进行建设。这是从艺术乡建的动机上来说的。
第二个，从艺术乡建的方法论或者是过程性来说。渠岩老师在他的《前言》中强调，我们在乡村一定要以谦卑的姿态面对村民。艺术家在乡村里面参与建设的过程当中，他不光是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协调者，另外还是一个深度价值的挖掘者。在这些所有的言行体系里面，没有饱满的情感介入，我想是很难走进多样化人群的内心，也很难把他们协调到一个主轴上来的。所以，作为一个方法论，作为一种开展工作的通道，艺术乡建者的情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作为乡建目标或者是实施愿景，这样一个终极意义的奋斗目标而言，情感更具有独特的价值。
无论是宗教语言里面所讲的"绝对的依存感“，托尔斯泰所讲的艺术的本质，还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讲的“我们诗意栖居的大地”，还是政治话语里面讲的“美丽乡村"，"城乡协调发展"的乡村，目标最后的实现有各种评价的标准，比如经济标准、文化标准，有一系列的标准可以度量最后的建设的成果。但是有一个标准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对于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感受可能就是情感。我们最后建设的乡村，我们是否愿意在情感上接受它？这是决定它是不是我们的栖居之地、乡愁之地的一个，我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标准。
任珏（主持人）：杨老师把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又具有特别大的影响的张力要素给提炼出来了，释放出来了。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展览以及各位参展的艺术家也好，还是我们各种项目参展公司也好，都想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那些在文化当中饱含热情、饱含热爱的东西呈现出来。我从靳老师和杨老师的讲话里面发现，两位老师其实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热爱和兴趣，是一种向往和认同感。人类学非常讲究认同感的，比如我们现在常讲新的乡村建设是有新的乡民还是有新的村民的问题，从新的乡民到新的村民的转变，可能往往是一种人类学上讲的从一个“外来者”慢慢融入本地社群，成为一个“自己人”，这是一个慢慢融合的状态，这种新的情感是在不同人群之间交汇，不同主体之间交汇的情况下实现的。
我做我们公司的展览的分策展人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做黎族乡建的作品，包括黎锦，这在民族话语有很深的文化价值在里面，但是黎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方李莉老师也去考察过我们的中廖村，那些黎锦的手艺有3千年的历史，只能口口相传，但是黎族能够织黎锦的往往是60、70、80岁的老人，他们往往织完两幅锦就不敢再接单，因为怕编织的人不存在了。
很多人觉得黎锦价值不高，觉得苗绣、羌绣这些比较重要，但是由于黎族文化方言多，本民族文化自身的传续能力和延续的能力比较弱。我们在中廖村做的，就是希望用文旅结合的方式把这个脆弱的文化部分的保护下来。
我们将一幅个人收藏的黎锦作品，通过数字扫描让其可以大幅度的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真正地理解它，这通向了情感的认同，也可以让其他人理解它的文化价值，认同一种新的价值，小小的黎锦是可以不断地进行价值转换的。
像我们中廖村的同事去到当地做乡村建设，也是从“我是一个建设者”慢慢转化成为“我是这个村的村民”的身份认同。她最终也成为了村民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转化，是充满了各种强烈的感情的。我们的乡建可以把看不见的东西通过艺术的东西让它可视化，这样我们民族的东西才会更好，也能够成为实现所有中国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一种方法，这样这个感情才是最真实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