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方法与研究新趋势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评述
安丽哲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 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非常迅猛，时至今日已有10年，基于田野民族志调查之上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已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趋向，开始为世界的艺术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中国经验。2017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又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新时代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目标的再确立以及由艺术与情感，性别研究，以及图像与叙事的多种方法结合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思潮与方法的新趋向；非遗项目的复兴经验与艺术产业调查；传承人的价值与技术重构研究以及艺术与各种“认同”功能的关系探讨。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学，性别研究，民俗艺术，民间艺术
2017年10月20至22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大连大学联合主办，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协办的主题为“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建构”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国内外10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大会收到150余篇，共计160万余字的学术论文，集中代表了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在此次会议中，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遗理论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研究，民俗艺术研究四个组，共有8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发言与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写艺术”与理论方法新趋向，非遗项目的复兴经验与艺术产业调查，传承人的价值与技术重构研究以及艺术与各种“认同”功能的关系探讨。
一、“写艺术”与理论方法新趋向
在2017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新时代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目标的再确立以及由艺术与情感，性别研究，以及图像与叙事的多种方法，艺术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研究的纵深发展结合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思潮与方法的新趋向。首先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新时代的研究目标的确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此次会议中，发表了题为《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的报告，她通过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梳理，重新定义了艺术民族志的概念。她指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目标是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撰写，描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国艺术发展的现状及历史的知识体系，由此阐述中国艺术经验，建构中国艺术本土理论，同时，通过艺术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基因，进而与其他学科一起探索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同时，与西方展开对话，或者将中国的艺术历史和发展现状，整体的描述出来贡献给世界的学术界。她认为中国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不仅关系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关系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能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原创性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
其次，艺术人类学中情绪情感研究的兴起。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发表了题为《艺术民族志的新构想——技术技巧，情绪情感和多感官》的发言。他认为当代艺术民族志不应仅仅满足于采用抽象，概括的方式来说明某一项艺术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或者仅仅满足于采用抽象、概括的方式来说明某一艺术现象采用结构主义方式，力求通过二等分的表象来探究二重性的表象和无意识的两极对比。对于艺术实践者体验、理念、情感的观察、体验和深度的访谈研究，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艺术实践中人体动作和复杂性和对观念和情感的表达性。浙江大学王杰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时尚的情感结构——审美人类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及其实践》同样选择情感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将影视作品作为研究的切入口，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由红色乌托邦与乡愁乌托邦这两种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两种乌托邦的动态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自1894年甲午海战以来文学、艺术包括时尚的情感逻辑。由于这种双螺旋结构，中国社会的审美现代性，艺术中的先锋派和时尚中的审美品味，都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辩证和矛盾状态，而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审美意义和伦理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滑动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民族主义成为情感结构中十分活跃而凸显的部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和阶级关系，如何分析这种民族主义的社会意义，成为当代美学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东南大学的孟凡行在题为《地方性、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的创新》的报告中也对艺术民族志研究中的情绪情感研究有了论证，他认为不同于艺术哲学和美学，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一定地方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在对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前者更多是通过对地方艺术界的历史和功能、结构和运行、艺术的法则等的研究，阐明作为艺术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夯实历史、社会和文化层。后者则更多是对艺术的能动性、艺术界中人的情感、感受等的考察，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知识浑融共成艺术民族志，两者的结合，特别是地方感的视角为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第三，新的民族志方法论的提出，即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以下几位研究者的报告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上，尤其是资料种类的多元性上，有突破性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题为《敦煌女性观音图像叙事与民间传说叙事的互动与文化传播，兼谈我国观音信仰的本土化与女性化》的报告，通过对比敦煌图像中的女性观音叙事与民间妙善公主的传说相契合，充分显示了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敦煌石窟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敦煌观音不仅仅造像显示了中国民众接受了观音文化信仰，又改变了观音文化的智慧，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独特性的特征。该报告运用各种时期的图像、民间口头传说、碑文文献以及田野调查中的仪式相结合从而对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崔洁做了《图像、仪式与乡村礼治——基于潍坊地区家堂图像及祭祖仪式的考察》的报告，她同样从潍坊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家堂这种视觉图像为切入点，通过对潍坊地区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考察，深入分析和研究家堂图像在祭祖仪式中的具体作用，图像与仪式的关系，以及它作为祖先信仰载体所发挥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家堂图像的社会文化功能会通过个体影响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发挥、施展，以至对整个乡村礼治秩序产生积极影响。他们的研究，为艺术人类学的视觉研究开创了一条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
第四，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艺术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纵深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色音教授《少数民族题材新年画管窥》梳理了20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界学者对于民俗艺术的关注和促进，并详细阐述时代更替下，年画题材的演变，探讨了政治与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的《乡民艺术：礼俗互动中的地方建构——以20世纪鲁中山区洼子村为个案》发言以一个田野个案为例，详细的调查了山东洼子村的组织结构方式，为研究当地的乡民艺术与当地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教授发表了题为《论<乐记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品格》的报告，她认为该著作将“声”“音”“乐”的逻辑关系上升到人伦的音乐伦理学观点；对“礼”与“乐”异同的分析，展现了礼乐文明的音乐政治观。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在接受外来音乐陶冶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品格的音乐文化的独特性。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带来题为《资本的渗透：克里斯托弗·斯坦纳与流通中的非洲艺术》的报告介绍了美国艺术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坦纳关于非洲艺术的研究。谈到他的研究通过展现流通中的非洲艺术所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详细描述了资本通过艺术物品流通渗透的过程，并提出了原真性的问题。其隐形的文本中透出西方对于非洲的文化想象与殖民记忆，同时，亦体现了非洲本土人民在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的丢失。斯坦纳用此领域的艺术活动来诠释相关当代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人类学理论，是对从20世纪20~30年代，人类学家关于小型社会早期物品研究的超越。
此外，有的学者提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在题为《人类学•性别研究•文化批评》的研究中对人类学中的性别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他认为性别研究，立足人文关怀，着眼性别差异，努力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行为方式乃至婚姻制度、族群意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文化交往等等方面问题，从而构建起不乏现代批判色彩的理论体系。就相互关系言，性别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术激发，是双向互动、彼此受益的。在中国艺术人类学领域，性别理论也得到积极运用且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
二、非遗项目的复兴经验与艺术产业调查
首先，时间与文化空间与非遗复兴的关系问题探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荻野昌虹教授发表了题为《非遗保存的社会意义：时间、空间和文化遗产》的报告，他认为流动性平时都是在社会中隐藏的，空间的稳定性是表示社会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他用一个日本海港的案例来证明一种间接或者潜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就是复活曾经存在，用现实的空间展示凝固的时间，从而将空间做成一种艺术品。这种时间感，可以通过空间的生产将文化遗产稳定下来。他的理论也为民间艺术复兴带来的文化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北民族学院的石庆秘教授在题为《承传与嬗变：少数民族地区公共艺术的功用——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发言中谈到文化的发生、传承与变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生态关系共生的结果，恩施地处武陵山的东北边沿，聚集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与汉族接壤的区域，其文化带有交融互渗的区域性特征。这种文化现象又体现在该地域内的公共艺术里，从其现存和现有的建筑、雕塑、戏曲、壁画、博物馆艺术品等公共艺术来看，恩施地区的公共艺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业的兴盛，土家族、苗族等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中以各种形式被重新发掘、复制、演绎、推广，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者积极作用，同时，唤醒了本地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内省。另一方面，在面对信息化、全球化、商品化、消费化的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粗制乱造、伪民俗、伪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无疑，来自两个方面的冲突，使恩施地区的公共艺术在传承本民族本地域文化中发生者极大的作用，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警醒着人们保持文化基因要素的内省力，以此，使民族文化在良性互动的生态空间里保持自身的规律前行。
其次，关于非遗项目的功能与复兴因素的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的题为《传统手工艺的功能转换与复兴——以潍坊风筝为例》的报告，她以复兴的非遗代表项目——潍坊风筝为案例，从文献角度梳理了风筝这种民间艺术数千年来的功能转变与潍坊风筝业发展的历史根基，用文献结合现实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证了一种手工艺的产生与传播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土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手工艺的功能可能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那么如果手工艺品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不改变核心技艺的状况下，找到新的可以被大众接受的功能，那么就具备了复兴的基础。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项目在进行生产性保护时可以参考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成果。
以目前的案例来看，越来越多的传统非遗项目开始在现代生活中开始转型，并且走上复兴的道路，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仍然有一些非遗项目仍然急需研究者进行详细的调研去找到合适的保护方法，帮助其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从而走上复兴的道路。咸阳师范学院的强东红在题为《陕北民歌的保护与发展——从西方民歌的复兴与繁荣谈起》的发言中梳理了西方民歌兴起的条件与因素，进而对陕北民歌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陕北民歌是乡村社会和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产物，与前工业文明相适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带有民歌元素的经验形式表征当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带来陕北民歌的复兴和繁荣。云南师范大学黄龙光题为《彝族花鼓舞民间自组织“花鼓会”的结构与功能》的报告谈到了彝族民间花鼓会通过组织彝族花鼓舞各种展演，在彝族社会发挥着“送灵归祖”、文化传承、生产互助与角色协调等多重功能。随着峨山彝族自治县全面推行殡葬制度改革彝族花鼓舞丧礼仪式展演这个原生传承时空的生存必然会面临冲击，如果当地彝族人花鼓舞“送灵归祖”原生功能的丧失，彝族民间花鼓会将会普遍面临解散、解体的危险，随之彝族花鼓舞的传承发展也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保护的关键因素，也成为研究者的使命。
最后，艺术有关产业发展现状调查。渤海大学于富业关于《文化产业背景下萨满剪纸的保护与传承研究》的报告，萨满剪纸是萨满教信仰的产物，在当下社会，其增强文化认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越来越明显。近年来，萨满剪纸的保护与传承既有成就也有不足，尤其在文化产业背景下，应加快编辑出版萨满文化相关书籍，建立萨满剪纸图谱数据库，国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加大对萨满剪纸生存环境的保护，萨满剪纸传承人多角度创新创作萨满剪纸作品，推动萨满剪纸的新媒体传承，相关部门整合开发萨满文化资源，将萨满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资源优势，让萨满剪纸融入百姓生活，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北京联合大学韩澄发表题为《京津冀地区传统金工产业布局与协同发展》的报告，他通过对京津冀地区金工业的调查发现，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固然有一定发展，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产业分工不明晰、相关扶植政策不统一等问题的影响，导致整体推进有一定阻力。他认为，在传统金属工艺生产与制作领域，城市定位与区域经济规划深刻的影响着传统业态的布局与发展，如何能够摒弃地域壁垒，合理统筹打造有特色的传统手工业态经济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传承人的价值与技术重构
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既包括社会价值又包括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所造成的知识重构也是当前艺术人类学民族志中关注的一个热点。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李松杰的《假人之技：陶艺创作中“代笔”问题的多重面相》一文从近年景德镇陶瓷创作界所出现的“代笔”现象入手，梳理与论证了当代陶艺创作中的“代笔”现象背后存在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并通过田野考察分析了当代代笔现象的具体运作方式与产生根源。他认为，新型的代笔现象与陶瓷生产中技术和身份差异有密切关系，也与陶瓷是工艺品抑或艺术品的争论有关。此外，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代笔现象背后市场交换、利益分配、文化需求、身份正义等诸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来自无锡太湖学院的朱翊叶带来的《人际关系视角下宜漂人与宜兴紫砂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丁蜀镇潜洛村为例》报告，以紫砂陶原产地的宜兴市丁蜀镇的一个传统的手工艺陶瓷社区——潜洛村为个案，分析了宜漂们的人际关系结构，勾勒出他们的成长轨迹，探讨他们是如何与宜兴紫砂文化互动融合和发展的，揭示了当地的技术体系重构现象。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杨柳的题为《从小炉匠到非遗传承人：鹤庆新华村工匠群体的角色转变与文化自觉》的发言以云南鹤庆新华村细金工艺为个案，剖析了当地工匠的学艺之路和传艺之道，发现新华村工匠紧跟市场需求，在与夷方、藏区、城市精英文化的互动中，积极学习对方优势，并结合自身工艺特色，逐渐转变产品艺术风格和自身角色定位，以适应更大范围内的市场需求。这些工匠传承人也在新的价值观下重新完成了技术的重组。
四川师范大学钟玮题为《藏羌织绣手工艺可持续性之服务转化与价值创新》的报告揭示了当今社会生活中，可持续性发展观念下，藏羌织绣手工艺从有形实体向无形价值方向的探索和转化。她认为藏羌织绣手工艺可持续性之服务转化是社会物质进程与文化进程中的创造行为与活力，是在服务开发和价值创新之间建立一种新的逻辑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藏羌织绣传统手工艺的时代智慧与现代性价值。
四、再谈艺术与各种“认同”的关系
在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有音乐也有造型艺术，舞蹈，歌曲等类型的艺术方式，在这些年的田野民族志中，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各种民间艺术所具备的认同功能，在此次会议中，针对艺术的“认同”研究的不同层次，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宗教认同等，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是关于艺术与民族认同的讨论。内蒙古艺术学院魏琳琳的名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界“音乐与认同”研究述评——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例》的报告。她通过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音乐与认同”文献历史性地梳理后发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通过从“认同”视角切入，可以为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同时，对当前的研究现状也进行了反思，即在以往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尤其面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我们非常重视音乐对于认同的意义与作用，却缺乏关注认同对于音乐的意义。河北师范大学的赵书峰在题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反本质主义思考》的报告中谈到，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后殖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致使传统音乐的族性边界出现动态移动，或走向模糊，甚至是消解，由此导致了传统音乐认同的发展与变迁。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置身于这种多元重叠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必要、重新思考与界定许多相关问题。浙江音乐学院张林的题为《音乐如何体现认同——以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为实例》的报告以新宾地区的“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为例，探讨了当地传统音乐与该地区建构的满族仪式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带来了非“本真性”的音乐如何体现认同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现象可以采用符号学“涵义增大系统”理论予以解释，即：由汉族语境转换到满族语境之后，非“本真性”的音乐通过与满族显性文化的结合而使音乐本身的涵义随之扩大，由它的指示义扩大到内涵义，从指向汉族的语义系统扩大到指向满族的涵义系统，进而与满族的文化认同接通。它是汉族音乐的语义内容与满族仪式所隐含的文化象征功能相结合的一种具有满族文化色彩的事项，音乐也在借助仪式的象征功能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
其次，关于艺术与宗教认同的讨论。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文化宗教与入世情怀——一个藏传佛教教派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与认同》的报告谈到川青高原上一个藏传佛教教派以文化宗教为特点，不仅带头发展了唐卡绘画、梵音古乐、藏香藏药、裁缝服饰等宗教艺术文化方式，同时还吸收乡村青少年参加学习、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技艺较为出众的民间艺术人才，从而带动所处乡村的经济发展。当地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宗教认同，同时文化艺术的复兴的主要根源也是来自于其信仰所造成的认同。西南大学胡晓东题为《从国家认同角度看汉传佛教音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例》的报告同样谈到了宗教艺术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他以云南玉溪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汉传佛教音乐为例，研究和分析了在历时与共时语境下，佛教音乐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进程中的教化与治理功能。
最后是关于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表述。西藏大学的次仁朗杰发表题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构与认同——以藏族音乐为例》，他提到，建国以来，国内的藏族同胞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行政管理、学校教育等方面双语治理模式下，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民族经过60多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中，其音乐文化生活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的室内乐、交响乐以及艺术歌曲等，藏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补充，促成了其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当代音乐文化的重构，并得到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山东工艺美院的荣树云博士的题为《非遗语境中民间艺人社会身份的构建与认同——以山东潍坊年画艺人为例》的报告，提到在当下，非遗语境中的民间艺人对社会身份的自觉追求，既有西方现代性文化反思的共同性，也有中国语境文化自觉的独特性；既有国家意识形态整合转型的内在贯通性，又有理性小农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的实践性。她着重讨论了国家机制如何建构民间艺人的社会身份，以及民间艺人为何并如何实现该“社会身份”，两者的“共同作为”又如何重新塑造了非遗语境中的“新民间艺术”。
中国艺术人类学这十年的发展，一直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从实求知也一直是诸多艺术人类学研究者秉承的理念。纵观2017年的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民族志的撰写也由一开始诸多琐碎的记录逐渐形成有全球视野，有学术高度，有理论体系的态势。中国广大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已经可以立足本土学术资源，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参考，也为世界文化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
The theory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 method and new trend For 2017
——The Reviews of China Society for Art Anthropology annual meeting
AN Lizhe
(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After the decade of China Society for Art Anthropology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thropology of art is very fas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based on field work,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and begin to offer China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Related research .The theory and method research of China Anthropology of art in 2017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hich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respectively is The new trend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research，The revival of the intangible project experience and art industry survey，The research of inheritor value and technical reconstr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the functions of "identity".
Key words:art anthropology,art, gender studies, folk art
（全文发表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