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众立言
——“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纪要
李修建
摘要:2014年3月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的“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民间文化、民俗学、艺术人类学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邢委员刘魁立、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全、副所长汤晓青，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贺嘉、分党组书记罗杨，中国艺术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向云驹，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祁连休、色音、吕微、安德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陈泳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杨利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侯仰军、刘晓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播、邢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哗原，学苑出版社编辑刘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付帅，《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项江涛，《民间文化论坛》编辑刘勃，连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李宏复、杨秀、李修建、关伟、汪欣、侯百川等，近40位专家学者悉数到场、会议由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刘锡诚的学术历程、学术著述、理论观点和治学精神等方面展开探讨。与会学者指出，刘锡诚的学术经历贯穿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他始终紧跟时代前沿，旁涉多个领域，强调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其研究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体现出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与会学者对刘锡诚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驻会副主席期间的工作进行了高度肯定，指出他1984年在峨眉山主持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领导并积极支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工作，影响深远；与会学者对于刘锡诚的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他耗时六年完成的《中国原始艺术》以及在70多岁高龄出版的近百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认为二书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会学者对刘锡诚的治学精神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以“边缘人”自况，淡薄名利，专注科研，勤奋异常，笔耕不辍，同时又颇具担当意识，热切关注社会发展和学科进程。除了刘锡诚的学术成就，学者们对他宽厚朴实、蔼然谦逊、关怀后学、奖掖后进的高尚品德也敬仰赞叹不已、大家一致认为，刘锡诚先生的为学为人，足为学界楷模，世人风范。
关键词:刘锡诚；民间文艺研究；学术视野；治学精神
作者简介:李修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29)。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民间文学、民俗学、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迄今出版专著20余部，主编著作100多部，发表论文上千篇，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今年是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又逢先生80寿诞，2014年3月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特主办了“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以期对刘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进行深入研讨。应邀到会的在京学者近40人，大家围绕刘锡诚的学术历程、学术著述、理论观点和治学精神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本刊特刊发本次会议与会者的发言纪要，以飨读者。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非常高兴各位学者能够聚集一堂，参加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我代表主办单位欢迎各位的到来。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能为他举办这次研讨会是我们的荣幸，也是他个人魅力和学术影响，让我们把京城这么多的著名学者聚集在一起。刘先生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人，在缺少资料和缺少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他花费了六年的时间，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不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这种方式也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
他的研究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联系非常紧密，他是一位跨学科的人文学者，他的成就不仅在民间文学方面，也表现在民间艺术方面。继《中国原始艺术》(1998)之后，他又完成了《象征——对一种文化模式的考察》(2002)。他在这本书里说，民间文化中的象征大多数都与民间艺术有关联，这也是我们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刘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贡献。近年来他在非遗方面写了不少的文章和专著，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2009)，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希望大家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共同分享刘锡诚先生学术成果中的重要思想。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锡诚给我最大感触的，就是勤奋，终日屹屹。我们这代七八十岁的人，道路很艰难、很崎岖，经历过非常多的艰辛，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有非常多的坚持，才能把自己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完成。这在刘锡诚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我对刘锡诚的勤奋和坚持精神特别感奋。这种精神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有所启示，我对他所做出的成绩表示赞佩和敬仰，同时祝愿他健康长寿。
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我首先代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向刘先生表示敬意，祝贺他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同时祝贺他80大寿。中央民族大学民间文学专业跟刘先生特别有缘，因为刘先生两度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过。民族大学在民族文学研究方面起步是很艰难的，我们开始时什么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前也没有民族文学这么一个学科，连名字都没有，所以50年代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取经，当时我们请教的两个人，主要是刘锡诚和陶阳。从二位先生那里，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包括理论上的指导。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少数民族只有十几个民族有文字，所以差不多40个民族没有作家文学，都是民间文学，所以我们当时起步研究的时候，必然大量涉及民间文学，这个门槛是绕不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没有民间文学，没有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是不全面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刘先生那里得到很多的启发，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步地开展。刘先生给我们的理论上的指导很大。
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锡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年来，致力于原始艺术、民间文艺、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诸领域的研究，锐意开拓，治学严谨、视野宽广；先生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奖掖后学，堪为学界翘楚。先生为民间文艺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师生的衷心爱戴。庆祝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对他的学术思想展开研讨、深入交流，对于推进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建设、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学习刘锡诚先生对学术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和敬业精神；学习他纯朴本色、平实大气、自信达观的人生态度。
祁连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锡诚先生在民间文学领域耕耘半个多世纪。即使有一段时间离开过我们学界，但他对于民间文学领域仍然有所关注。可以说民间文学事业，是他的最重要的事业。在民间文学领域，他既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又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他的基础扎实，功力深厚，从事过民间文学的采录、研究、编选、翻译等各项工作。而在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里面，他不但涉猎我国各民族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等诸多体裁，对于外国的民间文学亦多有涉猎，而且对于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颇有建树。像《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几部具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在学科建设上填补了空白，在我国民间文艺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锡诚先生在民间文学事业上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还得益于他在学术上不受门派限制，知识结构合理，不为框框所限，具有科学的民间文学观和方法论。
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锡诚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驻会副主席期间，领导民协做了许多工作。我认为其中影响力最深远的有三件事:一是1984年在峨眉山主持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二是刘锡诚主编《民间文学论坛》，坚持学术性，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三是重视、领导并积极支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的工作。
1990年初，他调至中国文联研究室之后，潜心于学术研究，文章陆续刊出，著作一本本问世。其中，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部90多万字的巨著，以极为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学术流派为线索系统地梳理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发展与转型。涉及歌谣、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文类。他发表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著述很多。他的著述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探讨。他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报刊媒体上发表了评介文章，也被广泛引用。一个学科的建设及其发展，要有理论的支撑。刘锡诚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的呼吁和学理探讨，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长兼总编辑):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研究打通了几个学术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学者。这种学术道路难度非常大，要付出的努力比别人想象的要多很多。他一直到老年还是非常勤奋，他的学术经历是一个很独特的学术历程。
我这里说几个刘老师取得突出成就的重点学科。首先是文艺评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艺评论界具有很大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是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的。另外一个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当时，原始艺术、艺术起源和美学研究很是热闹，有的人从人类学这个角度搞美学和研究原始艺术，有的人也做实证，但主要是考古学界的，但这些研究未能把相关学科打通。真正从中国的学术实际出发，做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刘先生是第一人。
再一个就是90年代末所作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近十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以做得不错，一个是我们的学界有过大量的田野实践，我们做了多少年的调查啊。你看几千项的国家级和省市县级保护“名录”，离不开过去那些田野调查的基础。保护“名录”是在我们解放以后几十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以民间文学为主的。我们的非遗理论的创建，也是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没有民间文学五六十年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这块也是刘先生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领域，也是他学术贡献和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锡诚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我们需要认真琢磨的地方:一个是他有相当国际化的视野。我们看刘先生的成果里面，有不少介绍国外的东西，从非洲到俄罗斯，再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民间文艺，这就是国际视野。刘先生的成功、贡献大的第二点，当然是勤奋了，前面几位已经讲到，光他的这本著述目录小册子就有70页!第三点，中国民间文艺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艺学，刘先生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传统，从50年代以来一直关心和专注，很熟悉各方面情况。在文化部非遗专家委员会的民间文学组，刘先生是这个组的召集人，谈起各地的申报项目，非常熟悉，很不得了。这给我们学科参与非遗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对这一点我也要表示极为钦佩。
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刘锡诚先生作为跨界的人物，打破了门户之见，打通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领域，打通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的场域，打通了民间文学学术史与民俗学体系的界限，打通了民间文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桥梁通道，拓宽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吸取和融汇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显示了其视野的广泛和思维的深度。
作为中国非遗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工作的开拓者，刘先生始终心存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做了很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他待人和蔼可亲，但他坚守的思想和理念从来不是浮水，而是犹如高山，凛然不可侵犯。他把他的思想、理念等同于他的生命，看作安身立命的基石，即使面对政治权威，他也会毫无畏惧。刘先生所坚守和为之奋笔的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正是把文学当作“投枪和匕首”，因而也成全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文人风骨。
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先生长达一个甲子的治学经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退休以后专心治学，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与他持续关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眼光敏锐，善于发现问题，长于作深入的理论论证有关。刘先生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阐发，对学界的贡献不可低估。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论述，有严谨的理论思考，更有大量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思考理论问题的同时，记录和保存了珍贵的学术史的细节。现在的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要作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但往往是停留在对已有的学术观点的罗列或整理，对研究对象的资料的辨析很少涉及，在如何搜集资料、关注细节方面缺少训练和积累。
邢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我就只说一点，就是刘锡诚先生给我解决了一些非常困惑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的时候，我们还存在着困惑，到底民俗学研究的是什么?它是否在研究“迷信”?“迷信”的研究是否一个禁区?“迷信”与俗信应该如何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俗信吗?刘先生的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力图对民间信仰的认识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开拓。在这篇文章里，首先他谈到了文化的擅变有自己的轨迹，要把文化和政治脱离开来。他认为民间信仰是任何社会之为社会的必然因索，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因索；民间信仰有迷信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使民众拥有精神的、哲学的、生活的崇高信念。这样就启迪我们对民间信仰重新审视，民间信仰是一个知识体系，一个价值体系，一个认识体系，它始终伴随着社会阶段的民众生活。刘锡诚先生肯定了民间信仰的价值，民间信仰洋溢着一种新鲜血液，洋溢着一种民族精神。这样一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多遍，解答了我的困惑。
陶立璠(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在我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时，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锡诚先生关于原始艺术与象征文化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始艺术和象征文化是民间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经常涉及的话题。在研究方法上，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所以我想，原始艺术和象征符号的研究，也可能是锡诚先生想找到一把解析民间文化种种复杂事象及其表现的钥匙。
其次，锡诚先生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部洋洋90多万言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过的曲折路程。这部著作让我们领略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风采。学术史的写作，不但要求客观地叙述学科的研究历程，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史上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方法、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史料积累，分析解读，而且最能体现作者的资料视野、理论功底以及准确地把握学术事件的能力。
再次，锡诚先生积极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非遗保护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他参与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撰写了《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民间传说的保护》等论文，结集为《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出版。应该说这些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以来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对非遗保护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诚先生在促进民间文艺这个学科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我研究学术史的时候，就发现中国早期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存在一种现象——很多大学者，先是做一点民间文学研究，后来就把民间文学扔了，最后做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董作宾先是研究歌谣，写了著名的《看见她》，但后来研究甲骨文。顾颉刚研究了孟姜女传说，但他是历史学家。刘锡诚先生跟那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他在文学评论界是很有影响的，但是后来，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这方面的。显然，他对民间文学有特殊的认识，否则不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专业扔到一边，转而来搞民间文学研究。他对中国文学有全面的了解，既了解作家文学，也了解民间文学，相对来讲，民间文学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
当今之世我们这些专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转而搞民俗学了。在自上而下地提倡保护民间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他多次呼吁要做民间文学的研究。他多次向上面上书呼吁，一直强调把民间文学这个学科保留。这让我很感动。全国大潮流没办法，民间文学降成三级学科；北师大通过学校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把民间文学定为二级学科。我们北大跟北师大一样，民间文学也是二级学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也一直是二级学科。所以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这个问题，是可以在现有体制下，把这个学科升成二级学科的。我们能够升成二级，跟刘老师在后面督促有很大关系。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我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刘先生的学术的贡献和成就。第一个方面就是刘先生的学术经历，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的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史，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缩影。刘先生的学术是紧跟时代、直面当下社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个方面就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是触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把自己的学术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展开整体观照这样一种学术的书写方式，视野开阔又比较前沿。
第三个方面就是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划分了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阶段，清理出20世纪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在民间文化的象征、中国原始艺术这些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很多论文的观点非常新颖而且深刻。
第四个方面，就是刚才很多老师都说到这一点，没做过统计，应该说，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刘先生的著述是最多的。刘先生自称是“边缘人”，但是他对学术的执着、对民间文艺无私的投入，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些都表明刘先生实际上一直处在学术的中心，甚至成为我们民间文艺学的一面旗帜。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今天我想集中谈谈刘锡诚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贡献。
刘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期之内(1983-1989)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个身份与其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成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三套集成”工程的正式启动恰是在刘锡诚先生开始主持民研会日常工作不久，这个工程随后的开展同他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以及工作方式也给“三套集成”留下了特殊的烙印。此外，我还想提到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对这个考察在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位置，学界迄今缺乏应有的清理和总结。这次考察对于推动田野作业方法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内的运用、中青年学术队伍的培养以及“整体研究”思想的形成和普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想在这里谈刘锡诚先生在民间文艺研究上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整体研究”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方法论转型的作用。1988年，刘锡诚先生提出了要对民俗进行“整体研究”的倡议。他提倡不能只注重故事文本，而且要注意将故事讲述的场合、时刻、听众、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等一并加以整体考虑。这一倡导以及许多同类主张(例如段宝林的“立体描写”主张)在中国民俗学界逐渐催生了一种共识:应当注重文本之外的讲述场合及多种相关文化要索对文本的影响。最终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俗学向语境研究的转型。
第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诸多贡献。这本书在很多方面带有拓荒性质，对民间文艺学史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该书中充满着无数细小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无不浸润着先生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对人云亦云乃至于以讹传讹的学术史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对学术史的勾沉，并不受学院派对于理论流派进行梳理时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是从史料和事实出发，不囿于已有的说法，常常做出自己的判断。
刘先生近年来常以“边缘人”自况，我的感受却是他从来不曾“边缘”，他以自己的勤勉、努力和丰富的成就，不仅成为建构中国20世纪、21世纪民间文艺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大家倚重的智囊。
刘晔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1981年我进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那时我们的学术生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时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是1958年“大跃进”中制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个字。第一位的“全面搜集”，是全党全民搜集新民歌的产物，“加强研究”排在最后。刘老师来民研会主政之后，主持修改了民间文学的工作方针，把加强研究从最后提到了第一个，重视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带动和引导民间文学的其他各项工作。他陆续调来了谢选骏、蔡大成、李路阳、靳伟、邱希纯和我等五六个研究生和大学生，以加强和提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在太仆寺街那个小院里，他领着我们读书，每一次重要文章出来都要我们看，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把他的文章和见解再讲给我们，让我们讨论。要我们反复读马林诺夫斯基、弗洛伊德的著作，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名著。刘老师对我的帮助指导我终生不忘，他不仅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和指导意见，也指导我开阔眼界，包括对于其他学界的重视。刘老师说，不关注前沿的学问就不会有大出息，一个研究者的眼界不能限制在你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上。除了民间文学界以外，像文学评论、考古成果、《红楼梦》研究，都让我关注。所以从那以后，我对于学术界的关注一直不敢放松。刘老师的教诲一直引领着我走到今天，他是我当之无愧的学术引路人和导师。80年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在刘老师的亲自倡导下，先后成立了神话学会、故事学会、歌谣学会等，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影响深远!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只想谈一谈自己对刘先生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农民”刘锡诚。我更愿意认真地把它理解为对锡诚老师准确、深刻的精神写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的为人上。刘先生是一位质朴、真诚而且重情义的人。其次是他的勤奋。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在田间“不敢抬头”的执着与勤奋，刘先生才能够在这么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劳作，并不断获得丰硕的成果。刘先生并不是固守传统的老农，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仅就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而言，他不仅对国内资料有熟悉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还一直注重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交流。
侯仰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我要用四句话概括对先生的印象:一、博闻强记，学识渊博。二、勤奋认真，笔耕不辍。大家都看到了，先生有这么多的成果。三、眼光敏锐，勇于担当。近年来我们在做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有好多原则性的问题，他也不怕得罪人，很直接地讲给我听，什么东西可以上，什么东西不可以上。我相信大家也有很深的体会。四、热心助人，提携后学。刚才好几位先生的发言表达了对刘先生的感人至深的敬意和感激。可见我们作为后学，不论是第一代后学、第二代后学，还是第三代后学，刘先生对我们一视同仁，都花了大量的心血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我就用这32个字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同时祝愿老先生健康长寿，在民间文学领域给我们继续带头，给我们指导、给我们帮助。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我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刘先生怎么看待我对他的评价。刘锡诚老师认为我还对他的学术道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概括。西西弗斯的评价，主要着重于刘锡诚老师的一种精神，当时人们都在转向民俗学，他仍然坚持民间文学研究。现在看来，西西弗斯这个评价，我觉得还不够全面。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民间文艺学对于我们民间文艺学界来说，就是最高的学术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锡诚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和苏联文艺学不是没有关系。他那个时候就注意少数民族的东西，他去调查，他去了解，为什么?因为这在苏联民间文艺学当中就是一个命题。因为它是阶级论的，而阶级论讲的是普遍论，是国际主义。刘锡诚老师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有一个阶级论和普遍主义的立场。我认为锡诚老师继承了其中合理的东西。
刘晓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外联部主任):刘锡诚老师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在由中国民研会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起步于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共同签发的民文「1984]808号文件。在“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启动阶段，刘老师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除了负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外，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他的一些思考和意见，都被吸收进了稍后主持编订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在全国普查采录和编纂工作的各个阶段上，起了指导和规范作用。刘锡诚老师的所有成果无不建立在亲历的田野调查、深入的文献考据和丰富的各种资料之上。因此，他对普查、采录基础上的“集成”资料汇集和保存工作十分重视。正是在刘老师的提议下，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营“省卷本”的基础上，又在《工作手册》中提出编辑县资料本的要求。正是这一举措，有了最终的数千种县卷本。
从1983年到1989年在协会工作的六年间，作为协会的主要领导，刘锡诚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项宏大文化工程中的主要角色是组织推动者，他没有把自己安排为某一卷的主编、副主编，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强调在调查和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在对待民间文化上“左”的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潮，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的论述，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余未人(贵州省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刘先生的学术视野远远越出了书斋，一直在田野中徜徉。我曾请他为一本无名作者写贵州屯堡文化的书写序，他两三天后就发来了序稿，角度新颖、视域辽远，对贵州屯堡文化如数家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年轻学人的关切。
2009年，贵州紫石县麻山的苗族唱诵刚被发现，我们将这个长篇唱诵初定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但当地的搜集者和学者都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亟须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与帮助。我曾经多次通过电话和电邮向刘先生请教、与之切磋。对于麻山发现的苗族唱诵，刘先生坚持不能仅凭口述、凭感觉认定；因为我们不懂苗文，所以要认真研读汉译文本，才能做出判断。后来，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500行史诗文本，经他的认真阅读、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我觉得，刘先生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刘先生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针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刘先生随时关心它的后续工作，比如史诗下几部的搜集整理，传承人的情形，翻译者的心态，等等。这也是一个学者对这部史诗持之以恒的、发自内心的学术关怀。
刘涟(学苑出版社编审):我说两个和刘老师交往的片段，和我做责任编辑有关的书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中华民俗文丛》(20种，学苑出版社1994年1版/1996年2次印刷)。1993年的时候，出版界的开放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选题还是禁区。此外，很多图书的表达方式，还没有被出版界认识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老师非常有胆识地策划并主编了《中华民俗文丛》，主题跟中国民间信仰有关。我特别要说一下《中华民俗文丛》的图书设计问题。1993年的时候，图书出版行业的制作水平是很低的，学术著作少有图文并茂的。刘老师要求作者提供大量随文图片，要求出版社做图文并茂的图书。在那个年代，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图书形式表达上，刘老师都走在了前沿。
第二个片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我审读刘老师的稿子时，感到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而至于对文化的性质的阐释，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刘老师在很多文章里阐释一种观点:文化是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进化规律的。他的这段论述引起了新华网社评的注意，并引发了一段评论，因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我便在这本书的腰封用黑体大字印上了“文化≠政治”的字样，希望读者注意作者的这个重要文化观点。
蔡大成(三知律师事务所研究员):刘锡诚先生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6年，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理论发展最快的6年，华路蓝缕，以启山林；宽松的学术氛围，至今令人神往，其人格魅力和学术凝聚力有目共睹。他的离任和被边缘化，使一度颇具规模的民间文艺理论研究团队相继离散，民间文艺事业顿时举步维艰。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只剩下刘锡诚先生及其一小群相随者仍在孤军奋战。这种情况，也成就了他学术上的辉煌。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堪称皇皇巨著，已经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的经典，它对于史料的苦心搜集和细密梳理，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而它更为人称道的，是将很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学者发掘出来，磨洗淘光，使之以尽量鲜活的面目重现于世，其中体现的不单是刘先生冷静的学术判断，也包含着他人道主义的历史情怀。我因缘际会曾对程憬及其著作《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做过一点事，在此过程中向刘先生夫妇多次请教，对两位先生的此种情怀感受颇深。
当我第一次从顾潮老师那里得到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上世纪50年代排印稿时，我知道此前关注过此稿件的只有刘锡诚和马昌仪夫妇俩。马先生早在1994年就发表了《程憬及其神话研究》，从神话学的角度首次对程憬学术业绩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刘先生则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以汪曾祺为中心，交代了这部书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经历。我专程前往刘府拜访，刘老师给我补充说明了不少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并找出路工先生为之撰写的“出版说明”手稿以及另外疑似程憬手稿的残卷，毫无保留地向我推荐、说明。
2013年春，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将程憬先生的“文存”工作责成于我，我想到了刘先生还藏着的那部手稿残卷，盘算着是否可以将它出版。我电告了刘先生，他叫我择日再去他家面谈。那天我刚一进门，刘先生立即将我领至内室，把一个旱就准备好的大牛皮纸信封交给我，里面装了包括那手稿残卷在内的三件物品，并有两页“荣宝斋”八行笺，刘先生在上面用毛笔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泳超同志:神话学家程憬先生的一部遗稿残卷，在我处保存，前后已有半个多世纪。当年经手此事的路工先生早已不在人世，我在他领导下经手处理他的‘神话研究’遗稿，以及这部可能是‘希腊神话研究’或‘希腊文明史’的遗稿，一直没有结果。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现将此残稿、路工先生一九五八年草拟的出版‘说明’及先生亲笔改过的‘创世纪’十八页转交给您，或保存，或代为寻觅一妥善机构保管。您为他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程憬先生地下有灵，定会感谢您的，相信这部残稿您也会帮它找到一个好去处的。——刘锡诚二O一三年十二月廿日。”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名表，恍然间便想起刘先生为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想，刘先生之所以能这样准确地概括汪曾祺先生，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气血，这里的“他们”，还应该包括顾颉刚先生、路工先生、马昌仪先生以及顾潮先生等等所有正直良善的学人，他们的术业容或有专攻，他们的成就容或有高下，但他们的良知和情怀是井然一系，这正是我们愿念中的学术根脉，也孽乳着我们这些后辈小子依然乐游于学界的无上快意。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锡诚先生的两个自我定位:“边缘人”和“农民”。我以为，这两个身份，很好地传达了他的学术立场和治学精神。一个身处中心的“边缘人”，自是心境清远，不为凡俗所累。“边缘人”刘锡诚不受师承与门派所囿，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和观点，可以兼收并蓄，化为我有。“边缘人”刘锡诚“旁观者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宽阔的视域，敏锐地捕捉学术的缺漏，言他人所未言、所欲言。在这方面，他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以及象征研究堪称典范。
上世纪90年代，刘锡诚以六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原始艺术》2003年，又发愿写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历时三年，这部篇幅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即告完成。这部书可谓积其毕生功力，他在大学时代即留心收集民间文学史料，自身又作为民间文学史的亲历者，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和学术信息，加之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积淀，使这部书极具学术价值，除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学术史材料，更是厘清了民间文学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受到学界高度肯定，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参考书，也成为刘锡诚的代表作。写作此书时，他已70高龄，若非他“农民”般的勤劳和毅力，实不能为。刘锡诚治学体现出了鲜明的“农民”风格，不虚张声势，不妄下断语，论从史出，实实在在。他用资料说话，这些资料，能一手得来的，他绝不转引。他在高年仍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他的田野考察足迹，更是遍布全国。正因此，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对各地的非遗状况常常如数家珍。
刘锡诚:谢谢各位老朋友，在百忙中来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为我举办的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研讨会。谢谢发起者、策划者和主持人方李莉所长，谢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舞蹈学院邓佑玲副院长，也感谢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处和艺术人类学所的诸位年轻的同仁们，他们几天来都很辛苦。各位朋友的热诚中肯的发言，其言切切，其情殷殷，令我十分感动。对我的过奖和赞扬，促使我认真思考自己的一生和60年的学术历程。
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我考入北京大学之前，据信我们那个县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这所大学。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发小”而感伤不已，所有的同伴都在少小年纪就回家种地了，只有我是个幸运者，成为一个文化人。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我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于是，在我面临很多选择时，我放弃了俄罗斯文学和新闻工作，中断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批评，最终选择了备受冷落的民间文学研究。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撑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土地里收获的果实，就是从笔端流淌出来的那大小千余篇文章,20多本专著、文集和译著，100多本主编和编选的丛书。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那些意在为民众立言的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
诚然，民间文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情有独钟，但我又曾涉猎多种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多学科色彩也颇明显，故而被评论家陈辽描绘成“三十五年四‘转身”’。正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承担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了一本《中国原始艺术》的专著，接近或属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所以被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在所里，我多少参与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诸如主持了方李莉先生领衔的“西部文化资源”课题的结项评议；参与了几个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等，也为所里作过一次题为《及戏及怪无侵于儒——走进巴渝文化》的讲座。走出书斋，面对种种艺术现象和研究成果，从而作或深或浅的思考，对我而言，实在是获益匪浅。
我在年轻时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岁月。从55岁起，才得以在“边缘”上安心读书、调查、研究和写作。我所以能在民间文艺研究上取得点滴成绩，要感谢那些引我上路、在困境中给我支持的如曹靖华、钟敬文、马学良、路工、冯骥才等师长和朋友。谢谢各位在座的同行老友!
(责任编辑范富安)
本文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