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期待
——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方李莉
尊敬的蔡武部长、董伟副部长、王文章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许多同学将在今天，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证书，从此将结束为之努力了三年的学业，开始自己人生的新的征途。我谨代表所有教过你们的老师，向同学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在此发表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一些感言与寄语。
我认为，学者是一个国家的新思想和新风气的倡导者，因此，作为学者首先要认识时代和引领时代，要强烈的敏感到自己时代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并通过进一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当时人们已经关注到了生物多样性消失所带来的危害性，但还很少有人关注到文化多样性消失所带来的危害性。为了研究这一问题，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承接了一项名称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费孝通先生、王文章院长、刘梦溪先生为课题指导，我任课题组长，我和课题组成员们在西部做了八年的田野考察。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也是建立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说明我们的研究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研究之中。通过对西部众多案例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保护还需要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多元性的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发展出多元性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现代化不会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而多种模式形成的基础，就在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不仅是国家，就包括地方也一样，不同的区域和城市的发展都不能搞一刀切，要发挥自己的地方性特色。而这一切都要从历史中来，从传统中来，从文化遗产中来。我们西部课题的总报告书叫《从遗产到资源》，其意思就是传统和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成为了我们发展未来的基础与资源。
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了，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很深的学术问题，需要我们的学者来做进一步的研究。还有，我们中国如何能在自己国家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走出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做到自主发展，而不是被动发展，这些都不是提出口号就能做得到的，它需要我们学者坐下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
而且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现状，还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因为历史会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到哪里去？费孝通先生曾说：“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种子和基因，我们要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找出来，发扬光大。”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其内在的生命力是什么，这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因此，在结束西部课题以后，我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自己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中国陶瓷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我试图以人类学的视角，将中国陶瓷历史置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重新解读。为此，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我游历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了解到远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瓷器就被运往了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到明清时期更是遍布世界，深入到欧美上流社会，而且至今还被骄傲地陈设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从而我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今天，中国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还要站在其他文明的角度，包括站在一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才能向世界完整地，清晰地表述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我们才不会过于自大或过于自卑。我们才会非常自信地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我们的传统智慧融入到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安宁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使命，其不是某一位学者或某一领域的学者可以完成的，而需要我们整整一代或几代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去完成它。学术的路，有时是寂寞的，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的，但只要心中有理想，再大的困难，再深的寂寞我们也能忍受。
蔡元培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曾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矇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他的话在今天仍然实用。在坐的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学者和栋梁，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任。
这是我，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寄语与希望，还有期待！这是我的期待，也是历史的期待！世界的期待！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期待！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