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莉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奖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者主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也是民俗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置于人类社会中的民俗文化从古至今都在发生变迁。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承继历史上游牧族群的文化传统，而又不断创造的与干旱或者半干旱草原相适应的并且相互动的“游动”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种与农耕文化类型相并列的生产、生活习俗近300年来，在汉族移民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本质乃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由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组成的极为丰富的、复杂的有机系统。专著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相当量的田野考察，立足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生态学、草业科学交叉学科的基础上，整体地全面地梳理了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历程。

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在中国大踏步地步入现代化和民族文化创新的语境中，面对21世纪我国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内蒙古区域多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本书中的研究具有意义。

（1）通过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变迁。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作者力图通过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诸方面的整体性的变迁。

（2）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进行历史的反思，力图通过这本书对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非消失殆尽，而是被重新复制和建构。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被传承和享用，以便利于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3）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促进对于中国境内的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了解有所裨益。希望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上的两种文化模式以及两个族群在“多元一体’的语境中的互动过程有一种新体认，使得我们能够在对人类生态与长期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进一步建立两个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

为了阐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著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研究了内蒙古区域生计方式的变迁及四个文化区的形成。下篇阐释了内蒙古区域标志性的民俗文化符号的变迁，例如敖包习俗、成吉思汗的祭祀习俗、蒙古族的过年习俗、蒙古族的那达慕习俗、喇嘛教教庙会习俗等在当代的呈现。其研究特色是：

（1） 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置于游牧与农耕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近距离的接触中长期互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作者把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明代为游牧文化变迁的肇始期，清代为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民国时期为游牧文化变迁的确认期，1947年至今是游牧文化的衰微期。以往的研究往往把近代内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与当代内蒙古的游牧文化的变迁分别撰写，这本著作记录梳理了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历时性变迁，而且描述了当今内蒙古区域的牧业所呈现的崭新的形态。

（2）在历史的纵向研究的基础上，这本著作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内蒙古区域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四个文化圈：即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牧业文化圈和城镇文化圈形成过程及目前的结构形态。在游牧民与农耕民长期的近距离的接触中，学术界通常把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调适、融合等纳入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专著把游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两个文化圈的互动作为主线研究。专著阐释了汉族从“游农”转变为定居民的过程，同时也阐释了部分牧人演变为农人的过程。

（3） 专著对内蒙古区域民俗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整体的描述和阐释。以往的研究往往单一地研究生计方式的变迁，作者认为生计方式的变迁是其他诸项民俗文化变迁的突破口，因此在研究内蒙古区域游牧生计方式变迁历程同时，也研究民俗文化诸项标志性文化符号的变迁的过程，并且通过田野考察的个案描述其当今呈现的形态，例如敖包祭祀文化的变迁、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变迁、那达慕节日文化的变迁、传统庙会的变迁等等。在此不仅呈现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整体形态，而且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非消失殆尽，游牧文化的传统在当当代的语境下被重新复制和建构。传统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被传承和享用。

（4）在研究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的动力机制的时候，以往的研究往往单一地归结为汉族移民对内蒙古区域的冲击，的确汉族移民是触动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契机，但是底层的冲击始终不可能脱离上层制度文化的诱导，始终离不开“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我们认为在近现代中国变革的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蒙古族的内部也在回应时代的变革，学术界在研究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的时候，认为内部发展的变迁通常源自发现或发明，而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一般源自借用或传播。这只是学术的分类，作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的的动力机制应该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错综复杂的交叉。这个过程中,必定有很多因素参与推动,如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变迁(如民族比例的变化)、经济的变迁(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更替、教育制度的变更等。正是在农耕文化圈与游牧文化圈的互动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中，在游牧民与农耕民互动的关系中，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发生了涵化。

（5） 长期来由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各自保持自己的地域性和独特性，虽然人造的长城并不能成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及两个族群的分界线，但是其交融的广度和深度毕竟是有限的。在内蒙古区域近现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在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与原住民的频繁交往、共生共存几百年的生活中，早已打破了各自民俗文化的结构上的封闭和文化上的守恒，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出普遍性，持久性和空前的深度。民俗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民俗文化融合的过程。我们说民俗文化的变迁强调的是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变迁后的结果，而民俗文化的融合关注的是变迁的双方的和行为方式心理状态。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民持有的农耕文化互相碰撞、互相选择、互相调试、互相融合的过程，融合的结果并非是一种文化为另一种文化所代替，由于该区域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圈的存在融合中出现渐次性和差异性，显示了人类适应社会环境或外界自然环境是借助于文化求得生存和发展，当人们面对客观环境改变时，文化毫无疑问也会随之改变，任何足以引起影响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的变化即是文化变迁这一点在学术史上大多数人类学家形成了共识。

（6）专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学科是人为的分类，而科学则是为人的，我们力图立足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阐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为了全面地整体地阐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了历史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我们以较为丰富的田野调查的个案作为实证，既显示了文化变迁的历史的纵深性，又呈现了目前变迁的现状。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内蒙古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著作具有相应的价值。

（1）本书对于内蒙古区域近300年来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进行了科学的梳理，在此我们可以透视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都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对于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内蒙古区域在农耕民族的推力下的历史嬗变，为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且通过这个视角，为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案例。为中外学者研究文化变迁提供相应的借鉴成果。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促进对于中国境内的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了解有所裨益。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创造适应自然环境的不同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产生文化类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某种文化类型既受自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是自然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希望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上的两种文化模式以及两个族群在“多元一体’的语境中的互动过程，有一种新体认，使得我们能够在对人类生态与长期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进一步建立两个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建立一种华夏与其边缘，也就是炎黄子孙与其兄弟民族----之反思性的历史新知。

（3）自1992年联合国制定《21世纪议程》以来，世界各国都在采取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指导思想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原则。移民的开垦和对草原的掠夺性使用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我们希望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树立保护草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核心理念。要牢牢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这既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规律的历史性把握，也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提升。这样才能推动内蒙古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否则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恶化的危机和人类生存资源的危机。

（4）专著对于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各项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在当代的呈现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的阐释,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者力图挖掘传统的游牧文化符号在当今的意义，在变迁的情境发生以后游牧文化传统的文化因子与现代化的衔接。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非消失殆尽，而是被重新复制和建构。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被传承和享用。在游牧文化衰微的历史阶段，保护游牧文化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利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可以为文化的创新提供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