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力避忽视潜在价值
——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 项江涛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艺术人类学相关专题的综合研究。同时，为了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推进艺术人类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系，“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7月20日至23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调查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针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讨论中，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荻野昌弘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所评估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族群和社会从先辈传承而来的活态表现形式和传统”，强调的是文化传统的承袭而非文化生产自身的价值，由此，并不能避免民间文化潜在价值被忽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项普通的习俗，又往往因着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而被制度性的神圣化。
在民俗旅游日渐成为各地尤其是民族地区发展民族经济的依靠力量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成为重要的依托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色音以成吉思汗陵文化景观的开发为例认为，成吉思汗陵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构成了富有古老和现代蒙古族文化为一体的成吉思汗陵文化景观，其中祭祀活动和达尔扈特人作为活的文化载体使的成吉思汗陵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空间，而达尔扈特人在与游客的不断接触中，不仅提升了“文化自觉”的意识，也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了部分游客深度旅游体验的要求，从而也调和了全球背景下旅游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
会议中，与会者提出“媒介参与”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应是“主动性”的，在文化发展、社会转型中，“媒介参与”的本质应是保存“原真性”，发现“规律性”，为大众继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社会信息环境。学者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正确处理“谁是主体”的问题，加强对文化多元性的认识。日本东京大学菅丰以浙江江山市廿八都镇的“再发现”和“再创造”为例，认为，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该是文化的取舍和选择，应该具有强化文化认同的功能，但现实中引入了过多超越地区以及不具有地域性的文化倾向。学者呼吁，在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该注重学者的适时参与，加强政府、学者民众之间的协调。
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自身的发展。除了地理空间所形成的“异文化”外，时间也能造成文化上的隔阂及陌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方李莉教授试图以中国陶瓷史的发展重新理解中国社会，解读当下文化和价值观，关注不同时期的思想意识系统，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包括自然系统与信息系统在陶瓷生产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学者认为，在部分学科分工逐渐模糊的状态下，艺术人类学应该更加注重参与田野、比较研究、全方位视角和文化相对论等方法的引入。荷兰莱顿大学艺术史学院威尔弗里德·范·丹姆提出，艺术人类学和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纪录不同文化之中的“艺术知识”，纪录各种人群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民族志数据，以便建立并解释不同民众看待艺术创作和艺术特性及其效果的异同。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是由文化部直接管理的国家一级学会，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担任名誉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研究员担任会长。自2006年学会成立以来，始终以整合艺术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学术资源与研究方法、推动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及时把握国际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学术动向的宗旨，注重田野考察实践和理论结合，重点关注民间艺术和当代艺术现象。近年来，学会更加注重我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善，并积极参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相关工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工作提供了可靠资料与必要的理论支持。学会还将加强对年轻力量的培养，并以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 志在富民”的理念，设立“从实求知”奖，以鼓励年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