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组三场会议，预定发言代表26人，实际发言22人。三场会议，讨论热烈，评点精彩，场面活跃，气氛谐和，到达了预期目标，收到了良好效果。从艺术门类讲，代表们的发言主要涉及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类艺术，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地域文化和民族艺术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艺术，一方艺术也影响一方社会。因此，从地方社会看地方艺术，从地方艺术看地方社会，二者都是值得深究的课题。有代表从东北文化的特性入手解读二人传的艺术特色，给出的当地人的“主位”看法有助于纠正外界对后者的粗浅指责（王鸿卿）；有代表立足当代，从东北大秧歌的变迁来窥视地方社会关系的重构（曲贵卿）。有代表从社会关系入手透视伶人家族社交的“内生态圈”和“外生态圈”，指出后者构成了伶人家族的“互惠结构”和“社会资本”（厉震林）。有代表结合抚州采茶戏，介绍了地方民间小戏的情况（许爱珠）。有代表从民间文学角度对长白山抗战歌谣主题进行了探讨（赵亚宏）。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各有其独特的传统艺术及文化遗产。有代表以青海果洛地区为视点，就当地格萨尔戏剧的“演述”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曹娅丽）；有代表结合四川地区藏族和羌族的民间戏剧遗产，就主流学界及书籍中对少数民族戏剧关照不够提出了反思和质疑（李祥林）。有代表以“神圣和世俗”为题，结合传统与现代，论述了云南彝族花鼓舞展演及其传承（黄龙光）。这次，来到内蒙古首府开会，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中，关于蒙古族文化艺术的自然不少。有代表结合本民族的史诗、民歌等，指出以精神英雄、文化英雄、历史英雄为主的英雄主义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永恒主题（吉尔格勒）；有代表立足调研所得和文献资料，就蒙古族弹拨乐器雅托噶（俗称“蒙古筝”）的形制、传承及其与汉族相关乐器的异同进行了探讨（额尔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已开展多年，有代表以对民间艺术的热爱之心，结合青海花儿就当下非遗保护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责问（屈文焜），其关于“什么是非遗意义上的花儿”、“真正的花儿又在哪里”的提问，值得我们深思。地方资源发掘与地方旅游发展是当前上上下下关心的热门话题，有代表结合新疆木卡姆从旅游角度论述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利用（林越英）。有代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进行了论说（肖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的当今中国，根据“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原则，“生产性保护”正在学界的热议中，在我看来，民间工艺乃至民间演艺都是可以纳入此话题下的。遗产要保护，地方要发展，如何根据非遗保护理念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是仍然需要我们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
其次，是民间艺术和民间习俗
民间艺术生长并存活在民俗环境中，其本身也是民众生活以及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民间艺术，不能脱离民俗语境。有代表考察了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迎佛节”仪式音乐，指出仪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综合体，它不是纯审美的音乐，而是与民众生活及民俗融为一体的文化现象（申波）。有代表以蒙古族人生礼仪为田野对象，就乌珠穆沁祝寿习俗和宴会歌曲进行论述，强调务必去传统习俗语境中认识当地人的民歌（乌兰其其格）。
民间信仰是民众生活与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本组讨论中，有若干发言涉及民间艺术与民间信仰的关联。有代表借助传统戏曲的“神仙道化剧”术语，就甘肃民间小戏的仪式性和教化性进行分析（王萍）。有代表立足田野调查，提供了有关赣南客家人晋牌祭祖仪式及音乐的报告（钟善金、邹建林）。有代表以满族萨满仪式音乐为对象，对其宗教、象征、娱乐、审美功能做出析说（田小书）。有代表针对现代性让中国音乐文化流离失所，提出音乐归家而认为音乐人类学未来的方向之一是音乐宗教人类学（周钟）。
再次，是海外视野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比较可以在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通过比较，识同辨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对象特征，更到位地认识对象价值。这种比较的眼光，体现在与会代表以音乐、舞蹈、戏剧为对象的关于汉族艺术与非汉族艺术、主流艺术与非主流艺术等等的研究中。
研究中国戏曲，更多学者把目光放在华土尤其是中国大陆内部，这当然跟种种条件限制有关。这次会议，有代表结合自己在海外田野走访的所见所闻，向我们介绍了东南亚华语戏曲及其研究的特殊性，指出文化人类学能为其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资源（康海玲）。
以上是本组代表论文发布的基本情况。此外，本组代表的发言和讨论中，有几个话题受到关注：（1）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如做研究不要轻易被主流观念、流行说法左右，要敢于并善于提问；（2）文化表述的“他称”与“自称”，如蒙古“长调”、“泰语潮剧”等，要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观点；（3）民俗研究的“事象研究”与“表演研究”，从前者走向后者的学界动向值得大家关注。
最后，纵观本组论文及发言，有几个问题可以提请大家注意：
（1）田野调查需要再完善，懂得走向田野不等于懂得田野作业规范，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会员们务必在人类学、民俗学上加强自我修养；
（2）理论思维有待再加强，基于田野调查做出实证性描述性报告固然重要，但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辨性提升和理论性阐释，最终形成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的学术成果更为必要；
（3）学科自觉务必再明确，如何在艺术学与人类学结合中寻求研究的新增长点，做出真正能体现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特点的成果，这是有志于此的会员们尤其是年轻会员们有必要时时自我提醒的。
（报告人：李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