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方李莉会长，各位代表：
我们第一组是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组，在三天的讨论中，大家收获很大，感到一年来，代表们不只是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更是拓宽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范围和深化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整体的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有些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
关祎介绍了一个美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就是阿尔弗雷德·盖尔的“艺术能动性理论”，这是基于“溯因推论法”的艺术理论。去除了艺术研究中的“神秘化”和“庸俗化”，强调了艺术的“能动力”。这一理论无疑将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关注这一理论，也希望能把盖尔的“艺术能动性理论”尽快地介绍给大家。
滕志明教授在当前中央强调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讨论“今天我们怎样做艺术人类学研究”，从国家政策、政府扶持到具体的研究，落实到各个部门和各艺术研究领域，在制度上确保研究的展开。
周星教授引出“汉服之美的建构讨论”，寻求的是本土美学价值的确立，具有重构中国艺术价值观的理论意义，他在大量汉服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艺术实践的新价值观，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当代艺术的一个典范，也给人面目一新的感受。
蒙古学专家、音乐家单泰陆教授，对蒙古朝尔笛乐的研究，展示出一个研究者长期深入研究对象的地区社会，将个人生命、研究对象、社会艺术生态融为一体所做的杰出成果。他的研究超越了物、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历史。他从一个看似普通的笛子，归纳上升为一种理论，即：“三元理论”，“三元理论”不只是高原游牧民族重要的美学理论，更是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的理论哲学，是一种宇宙观。他的研究精神也将不断激励我们。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方李莉教授的“全球化与文化边缘人——一个生态博物馆的考察”，以深度访谈，重点聚焦的方法，揭示了长角苗的生存现状，挖掘到苗寨人的应对时代变化的策略，并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权问题。方法的准确带来了研究结论的可信，由此而见到方法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王毅教授提出“人类学方法能够解决美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他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希腊到先秦，所展开问题宽大又具有针对性，比较的方法是不可忽视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十分有效的方法。
唐玲萍教授在她的“被展示的文化：香格里拉‘藏民家访”的研究中，从文化展示特征、策略、可进入性、营造现场感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特点。让人感到一个舞台化的、模拟的体验，必定要有良好的策划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才能实行。
王天祥教授同样以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大足北山石刻”作了深入的考察。
同时，一些个案研究实践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有所创新。
如，申波教授的“云南古戏台的活态记忆”为一种几乎消失的文化，寻找到活态生存的实例。再一次表明：文化的生与死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与死，生物学意义上死亡是不能再生的，而一种消退的文化，只要有适当的土壤它就能再生。
胡云斌教授关于“迪庆藏族宗教仪式的体验”，描述了惊心动魄的过程体验。刘凤研究员对“傩文化的新传承”展现了一种结构关系的改变。李华博士的“中国少数民族绘画的变迁”弥补了美术研究中缺少少数民族美术研究的薄弱的一环。
另外，陈丽琴教授对干栏式建筑的生态研究、袁晓莉博士对黎族船形屋的研究，燕凌老师对客家围屋的比较，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民族建筑设计的研究中，获得了成功。刘雯婷同学对“外来宗教影响傈僳族艺术形态”以及卢保和、王蕙、马志萍、李海燕等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博物馆及舞蹈的研究，也获得了可信的结论。表现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最后，仍然要提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有三个点：
一，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环境较为薄弱，有些研究缺少理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的单一，有的采访和考察浮于表面，缺少长期的深入，缺少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方式。
三，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包括我本人也存在这个问题，缺少了物背后的人，就不能做到象纳日教授所言：“直面生命之美，直面人生”，体会不到“艺术的价值和情感的独特之处”。
第一组的总结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学者职称或有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