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还需要“西学”
(2011-03-12 22:28:47)
中国是否还需要“西学”？今天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作者的名字叫薛涌，他在微薄上看到一位在国外读书的博士生写的一段话：“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很简单，他们以为西方过去恨牛，我们认为不牛；他们认为西方现在难以超越，我们认为是可以超越。”而作者的看法是，我们要超越西方，我们就必须要研究西方和了解西方。他认为，美国学者可以写出中国一个小村庄的历史，有着坚实的田野考察基础。而我们的中国还没有看到有这样一部对美国文化做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另外，我们要超越西方的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坚实的文化建设。文化的建设和积累非一日之功，需要有百年的积累。如果我们没能很好的研究西方，又不注意本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最后也许我们想着超越西方的人多，但真正去了解西方的少，最后大家绕过一些基本的学术建设，成为了空想者。
看到这篇文章触动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们是否需要继续了解西方，有如何了解西方和理解西方。其实到了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真有不同的看法。我去年在美国呆了一年，写了一本访美日记。回来再重读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的40 年代第一次到美国写下的初访美国等系列的文章。感触颇深。我们相隔六十年，同样是中国学者看到美国的感触却完全不一样。当年费先生到美国，震惊他的是美国的现代化和无以伦比的摩天大楼以及人文化了的地理和充满着创造力的美国人，我到了美国，震惊我的不再是美国的高楼和现代化，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到处高楼林立，到处是人文化了的地理。相反，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美国保持良好的的大自然，在中国已经看不到自然为何物时，在美国却到处都能看到充满野性的森林，清澈见地的湖水和河流，还有时而可见的各种野生动物。在未来的竞争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在费孝通先生的年轻时代我们中国还有保持良好的大自然，所以他羡慕的是美国的非自然的人文化了的地方。但在今天我们好像现代化了，但我们却在失去了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另外，在美国看来很常态的自由和平等，我们却还在努力地争取之中。所以要超越，谈何容易。
另外，文化需要积累。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有如何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们都无法做学问，如何谈得上文化积累。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探讨的春天。但到九十年代人们开始转移到以金钱为中心，人人下海做生意，知识分子也没心思做学问，因为中国人穷怕了，物质生活建设比文化建设更重要。二十一世纪以后，生活比以前富裕了，本来可以安心做学问了，但又发现权利是个好东西。你有了权，就可以轻易的占领学术的高地，评职称，当博导，争取国家课题等等都有了优势。于是，知识分子们又开始心活，做学问还不如争取当官。
的确我们现在的科研经费多了，我们的学问做得还不如以前好了，以前出版书，出版社还严格把关，因为他会担心书的质量不好，买不出去或者没有社会影响。但现在有了钱，有了大把的课题经费，只要给钱，出版社就会出版。现在书店的书是琳琅满目，但却难以找到一本有原创性的，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再说谁还去认真读书，大家都忙着挣钱，忙着争权。这样能有什么样的文化积累呢？中国的文化已经在空心化了。当然，也不能打倒一大片，还是有不少学者在坚守着清贫，在努力地做研究，他们是中国是文化的脊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没有钱没有权就是弱者。只有什么时候，社会开始高看学问，开始尊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不需他去搞关系，找领导，仅凭自己的能力就能得到资助，得到课题经费。另外，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得到国家的资助，到西方国家的某一个地方去做研究，做田野，扎扎实实地去研究他们的文化和制度。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有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超越西方。我们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判断能力才有可能提高，不至于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完全不顾自然环境的保护；在挣钱的时候完全不讲诚信，只是坑蒙拐骗，毒食品到处可见，全是一些愚蠢的短视行为。
因此，我们今天不但要继续研究“西学”，也还要好好研究“中学”，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但如果社会把这样一群做学问的人变成是弱势群体，得不到重视和尊重，中国的前途就堪称担忧了，还如何超越西方。因为这种超越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和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