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时间里留住生命与时光
作者：方李莉
很早我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以及教授的职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的，当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所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个艺术学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我的研究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但我的想法恰恰错了，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所以，他不仅没有漠视我的研究，反而是非常关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对面的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费先生提醒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下回来时最好带个录音机，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我再次来到费先生的家里，并带了录音机。就我的考察报告老先生讲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是在随意聊天，但实际上费先生始终是在紧扣一个主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造的问题，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他又说： “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艺术，精英艺术就出不来。因为艺术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艺术又是从大众艺术里出来的。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园先生的对话录，叫：“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里面就讲到了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另外，我还送给你两本书。一本有关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有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1]”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后来我将这次谈话的录音整理出来，给先生看过以后，被收录进“费孝通文集”第十四集。
1998年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虽然结束了在北大做博士后的生活，但我和费老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着。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我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的指导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为了和东部的发展取得平衡，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知道我们在西部到底有那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它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又是如何？先了解西北再了解西南。后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
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做得了的，而是要集中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做。而且这种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它是要好多年，甚至对有些人来说也许这将是一个终生的研究事业。费先生希望我能来具体负责这一课题，尽管我觉得很有压力，但在老先生的鼓励下我还是承担下来了。
在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论证过程中，除了文献的整理，案头的准备之外，学费孝通先生更注重的是实地考察，为此，他带领我到西安、到兰州等地，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当地学者一起座谈。一路走一路交谈，使我获益不浅。我将费老的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陆续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
由于老先生年龄大了，不能深入到西部最偏远的地方做考察，但这也挡不住他对西部基层农村的深切关怀，每次我从西部农村考察回来，他都要急切的看我的考察报告和考察笔记，还有我拍的有关录像与照片。并不断地发表他的看法。
在“费孝通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这个问题理应该有个愿望在内。如果确实有，这个愿望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事实上，从高层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政界到学界，从亲传弟子到私淑后学，却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暮年费孝通，看他最终定位在什么地方，听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费孝通在一次小范围谈话时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民主运动时的位置上。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两岸猿声，我的体会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它啼去好了。不计较对我怎么评论，这一点我做得到。可是人家对我的冀望，很明显有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里边。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才开始，整个国家才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而是个沉重的大船。这个大船要进入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画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篇接一篇的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近十年的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
费孝通先生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认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是超前的，而放到现在却正好。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文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怎样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怎样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又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让中国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在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当时希望我们能回头去看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而现在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所应该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我的思绪回到了费先生的墓前，费先生的墓是由两块石头构成的，一块平铺的小石头，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费先生的女儿说：“爸爸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读书，因此把书当成他的墓碑对于他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本打开的供大家阅读的书。”在小石头的背后立了一块大石头，在石头上有一段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一代的创造，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
我想用这段话做他的墓志铭是再好不过的，因为， 费孝通先生生前总是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却成为了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
[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