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日至6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交流与探索”。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在于这次会议学者规格之高（国际上几乎所有的最著名的生态博物馆专家，包括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黛瓦兰，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加拉等都到场，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也不仅仅是在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外国学者人的数之众，有15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参加。而是在于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意义之重大，思想之开放，学术理念之富有探讨性，都是空前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是当今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当然，我们可以称其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可以称其为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它的重要指向不仅是更新和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概念，而是在于努力的探求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式，包括如何阻止不同地方文化的退化，如何激发不同地方文化的原创力。
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戴维兰认为“可持续性”是生态博物馆的宗旨。他在会议的发言中说：“‘可持续性’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不仅仅是要合理的管理好，合理的利用好地球上人类的可再生资源，而且还要使每个人和集体都承诺，以认识和保护人类自然和文化总体遗产的价值作为前提，才能进行任何其它发展项目。
这不仅仅是政府或地方权力机构的责任，而是对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社团的要求。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不能再生失去的风景，也不能再生一个过去的大师，或者过去的工艺，因为他们都是独有的，至少对他们社区是独有的。）和可再生资源（我们可以再建新的风景区，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艺术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工具，在地区和全球范围，教育现在和将来一代年轻人怎样认识、尊重、利用、传承和发展人类精华。”在雨果·戴瓦兰的心目中，生态博物馆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教育工具。
因此，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博物馆的理念，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的眼里，其还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的学者杰拉德·克塞在研讨会上说：“生态博物馆应该有一个过程来解决目标，它要记录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由不同的项目来执行，要对文化和政治全面的介入，通过媒体展览、教育、游览、出版物等，来诠释当地的人文资源。现在欧美越来越重视对产出资源的诠释，生态博物馆应该积极参与这种诠释，通过媒体的传播，把所有的资源都纳入到其中，有许多意见输入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各方面都对其具有拥有感（包括游客）。由于游客的介入，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基于这些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生态博物馆，或类似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的文化机构与项目，如拉丁美洲的“社区博物馆”‘西班牙的“文化公园”’巴西、澳大利亚等当地的“遗产项目”，日本的“造乡运动”，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正如雨果·戴维兰所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1972年在一次生态博物馆的会议上，学者们希望，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展示，不仅可以巩固人类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为人类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贡献。”
这一理念的确让人感到振奋，在这里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条能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以及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新的道路，这似乎是一条真正的人类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可持续之路。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提到了日常议程，对于物质的文化我们可以采用传统博物馆的方式，但对于那些活着的，世世代代流传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将如何保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信息网络已经把世界文化迅速拉平的今天，确实还很难有两全之策。这正是我国许多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念，一个想法，一个学院式的理论探讨，而是一系列的行动与实践。最重要的是这一实践，已经发生在中国。
十年以前，我国著名的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和挪威的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共同努力，在贵州的梭嘎，由中挪合作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随后，贵州还建起了另外三个生态博物馆，被称之为生态博物馆群。现今广西也在学习贵州，今年已建起了三个生态博物馆的试点，准备在今后的三年内将建立10个生态博物馆，其雄心非常的大，内蒙也在积极地跟上。如果此举成功，生态博物馆将会在国内形成燎原之势。因此，作为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梭嘎的经验就非常重要，十年的实践，它的经验将会给后来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与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心的。
正因为如此，作为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的苏东海先生的发言，尤其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在笔者的眼里，苏东海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并没有因为众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对生态博物馆发生兴趣，并紧紧跟上而兴奋。相反，在他的发言中充满了忧患意识，充满了辩证的思想。他说道：“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生态博物馆的思想要在距离这个思想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中国山村里实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行为。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他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经济落后、文化丰厚的特点，这正是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工作地区。在这些村寨建立生态博物馆，政府是积极的，博物馆的专家的热情也很高，村民们由于利益的驱动，也是积极参加的。有政府、专家、村民三种积极性，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条件就有了。在这三方面，专家和地方政府是主导力量，村民是被领导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不得不说，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代理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就比建立它难多了。因为建立它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巩固它只有文化的主导权回归到村民的手中，村民从名誉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时生态博物馆才得以巩固。”“从文化代理回归到文化自主，村民们需要经过三个文化递升的层面，这就是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村民们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利益的驱动，也来自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至于对自己文化价值还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这是一个很长的提高过程。”
听得出来，他并没有认为村民们已经有了文化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村民们不能文化自主，不能成为文化真正的主人，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博物馆呢？第二天，会议组织大家，到梭嘎生态博物馆参观，这次的参观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国际论坛有15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博物馆和人类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参加，还有挪威大使馆的官员，声势浩大。在贵州省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整个会议的规模是二级保卫，走到什么地方都是警车开道，这一行浩浩荡荡的车队在盘旋的山路中行走了四个多小时，中午12点半，车队进入了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管辖区。远远的，车上的学者们看到了道路的两旁站满了右手高高举过头行少先队礼的中小学生，烈日下这些学生们的脸上充满疲倦和无奈。通过打听得知这些学生们，从早上8点到现在，在这里等了整整四个多小时。中小学生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在这里站立这么久，他们愿意吗？有学者问，但孩子们回答说，愿意，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是村长布置的任务，边说，脸上边露出卑谦的笑脸。不知为什么，笔者心里感到一种酸楚，他们的一只手高高的举起，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张绣了花的手帕，以示对我们这些外来者的欢迎，笔者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传统，在他们的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欢迎仪式。
经过长长的中小学们夹道欢迎的队伍，学者们来到了寨子的门口，这里集中了一些吹芦笙的男性中青年，为了我们的到来他们奏起了音乐，穿过他们的队伍，前面是穿着本民族节日盛装的独角苗的妇女们，她们拦在寨门，为每一位进寨子的客人们敬酒，通过一道道的欢迎关卡，我们终于进入了寨子。在寨子下面的一块平地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的新居，这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生活质量而建成的，整个寨子有90多户人家都住在山上，现在有40多户人家已从山上迁了下来。
在进寨子里面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寨门，这不是传统的式样，而是在许多风景区都能看到的大同小异的式样。在山腰上有一座小学，据说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小学，上面的牌子写的是梭嘎逸夫小学，我想可能是用邵逸夫先生捐的钱建的。我们在小学里吃过午餐，来到了村寨的广场中间，梭嘎的山寨是分散的建在山坡上，山坡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景色非常美，广场就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客人们入场以后坐下来，首先是地区领导致欢迎辞，然后是民族歌舞表演，表演完毕，大家先到博物馆参观。博物馆陈设了当地居民从衣、食、住、行到民俗歌舞的许多实物和照片。
通过博物馆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在梭嘎居住的这支苗族叫独角苗，是苗族的一个稀有的具有独特文化的分支。这一分支有4000多人，分布在附近12个村寨中，他们常年居住在高山之中，与外界很少联系。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和延续着一种古老的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苗族文化。这种文化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
这一村庄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化，还有着特殊的自然环境，整个村寨隐蔽在深山上，距公路有4公里之遥，从外面完全看不到村寨，村寨的后面是一片原始森林。
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构成了这一山寨的特殊的保护价值，而这一价值是符合生态博物馆倡导者们的观点的。他们认为：把一个地方命名为文化遗产，是让世界了解其文化特点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方式的框架下，我们不应该忽视当地人与他们的自然环境及他们生产技术之间的完整的系统。使他们能参与到世界文化中的旅游市场中，其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要把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重视文化遗产和整个自然生态的关系。
另外，在文化保护中我们不应该只重视产品，而不重视产生这些产品的种种关系。这是文化遗产的无形的基础，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价值系统，当地居民有自己定义的地方性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尊重这种价值观，通过博物馆学传承文化并促进经济发展，促使一个平衡关系的形成。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在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贴在墙上的，由挪威的博物馆专家“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筹建人之一的杰斯特龙先生所定的六枝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村民是他们的文化的拥有者，他们有权解释和确认他们的文化。” “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能将文化遗产卖掉。”
如果梭嘎的文化遗产保护真能按“六枝原则”所提倡的来进行，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抱着种种思考，笔者进了寨子里的居民区，当我们行走在崎岖的路上时，迎面来了几位背水的姑娘，盛装的苗族服饰，精致美丽的木桶，在绿色的树丛中，姑娘们的身影时隐时现，真是一幅吸引人的图画。据说寨子里早已有自来水了，姑娘们之所以背水是为了表现她们原先的生活。
不远是一座茅草顶的居民住房，一位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的织布机前，正在织布，背上还背了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地最原始最真实的织布方式，织好的布就凉在门口的绳子上，如果参观者想买就可以跟织布者谈价钱，当我们看完织布的妇女，再往前举步而去，我们看到了在一个院子门前，有一群姑娘在绣花。我们对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还不清楚的话，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这些看似自然的活动，实际上都是经过了精心布置后的展示，难怪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在他的发言中谈到了生态博物馆的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方面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由此学会热爱他人。第二个方面，生态博物馆还和观众和旅游有关系，有很多东西可以展示，可以出卖，因此，其又是一个展示柜；第三个方面，它还是一扇向世界开放的窗户，如果不能成为窗户，当地的居民怎样和外边来的观众对话。
在这里我没有看到镜子的功能，却看到了展柜和窗户的功能。据说这个寨子的组织结构很有意思，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寨佬和寨主。寨佬是寨子里年纪最大，威望最高的人，而寨主则是统管全寨所有事务性的人。但奇怪的是我们进入寨子以来并没有看到寨佬和寨主，按理他们是这里最高的行政长官，出于礼貌他们应该出来欢迎大家。而且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当地的民众才是这样文化的拥有者。应该由他们出来解释他们的文化。但在欢迎仪式上致辞的是地区领导，在博物馆工作和讲解的都是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当地人。
笔者问当地博物馆的馆长，那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里人都没有文化也不会讲普通话，所以他们见到陌生人根本无法开口。笔者又问，你们为什么不培养一些当地人，学习普通话，回答是：我们培养了，甚至让他们担任地区人大代表，还出访了挪威，但是我们培养了一个，就跑掉一个，这里太穷了，留不住人。
人穷了就自卑，就胆小，在村里笔者试图和当地居民们交谈，妇女们好像还好，还多少能应答笔者的一些问题，但男人们就太畏缩了。他们似乎有意尽量避开不和我们这些外来者搭话。但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外来者充满着感激和尊重，正是这些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没有建立生态博物馆之前，这个寨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一年只有三个月有粮食吃，一个人的年收入才三、四百元人民币。但建成生态博物馆后，挪威政府和贵州省政府都投了不少钱，不仅有了自来水，通了电，甚至开始有了电视机，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孩子们也都上了学，人均收入每年达到了一千多元。
看来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地的博物馆馆长告诉笔者，这个地方的人太穷了，所以人们急于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太穷了的地方是不会意识到文化的重要，生存比文化更急需。所以尽管有六枝原则，当有游客要购买当地文化遗产时，当地居民就毫不犹豫的卖出去。六枝原则中谈到，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保护文化，但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看来生态博物馆在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却难以看到效果。听说，近几年村寨汉化得很快，平时已没有多少人穿民族服饰了，今天盛装而出，实际上都是为了客人们到来妆扮的。在原本自然的文化中出现了矫饰，出现了表演，这是所有旅游区的特点。
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当地村民代表发言的程序，在笔者的想象中，能代表当地村民讲话的，一定是寨子里最有能力，最有威望和最有号召力的人。谁知道，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却是一个矮小的十六岁的小姑娘，走上台，她照着稿子念了起来，满纸都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官话和套话，笔者想，这也许是谁，事先写好的稿子。
笔者不由的问坐在身边的一位当地的官员，为什么选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来当村民的代表，为什么不选一个成年人来？他反问道，你认为当地成年人说的话，下面的人听得懂吗？笔者说，我们既然可以为外国人做翻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为当地的村民代表请个翻译呢？他笑着说，即使他讲的话我们能听得懂，你认为他敢站在这个台上吗？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寨子门，又不认识字的人，他有勇气站在这里面对这么多的外国客人和领导讲话吗？
他的话太让人震撼了，是的，那些寨佬、寨主，在寨子里有威望的人们，他们能自如的在寨子里主事，有能力指挥和组织寨子里的一切工作，那是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系统中，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山村，熟悉的农活，熟悉的手艺，熟悉的人生礼仪，熟悉的传统习俗。但当他们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空间,面对一群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文化系统，
他们确实会无可适从，确实会失去所有的勇气和自信。在这陌生的文化系统中，他甚至还不如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孩子。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们如何能承担得起解释自己文化和传承自己文化的权利和责任，他们如何才能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寨子里的主人，寨子里所有文化的拥有者。在彻底失语的状态下，他们根本不会看得起自己的文化，更不会去珍惜自己的文化，他们所希望做的一切就是如何去挣脱这一传统文化的枷锁，如何去学习一门全新的文化，如何去取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也许他的下一代会为此而努力的学习，他们不仅要学会汉文，还将要学会英文。但问题是，当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有了和外人平起平坐的自信，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时，他们传统的文化还复存在吗？到那时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当然，他们还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还可以举行传统的民间仪式，但他们的文化心理，他们的价值观、宇宙观，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谁能拥有文化的解释权？开会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在笔者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在这些苗族人的面前，笔者看到了一面反射自己文化的镜子。在能说英语的西方人面前，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人，同样常常会失语，尤其是当我们不能用很流利的英语在国际论坛上发言的时候。语言的障碍、经济的落后，很难让人有文化上的自信，包括自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与国际接轨，我们所有的理论体系，所有的专业术语，都需要纳入到国际的轨道。就连我们目前进行的建国以来的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口号中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在反复呼吁保护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其收效微乎其微。而如今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专著纷纷出版。但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用一个自己国家的专业术语来概括它？我们还有没有自己文化的原创力？
当然，这个问题也许谈得远了一点，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生态博物馆的问题。首先笔者想质疑的是：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西方文化观念的引进、文化精英的培训、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会不会使当地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保留来了，但其背后的意义世界却消失了。这种消失的结果是表面形式的文化多样性符号保留下来了，但在符号背后的人们内心的灵魂，即心灵中的最深刻的部分，也就是其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逐步的一体化。
另外，生态博物馆将如何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全球一体化的资本逻辑的入侵会不会改变它的文化本质。全球化时代是个无限商业策划的时代，这暗含着一个从征服物质到征服心灵的基本转向。商业通过把本来有特别风格的东西变成大批量产品从而消解其特殊魅力，即通过把一切东西变成大众产品而减少用知识无法控制的领域，知识与商业的结合使一切都变成商业策划。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地的民众通过现代教育，可能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知识，但知识的巨大成功并不代表着生活意义的建立，相反还可能代表着原有意义世界的消失。
这也许是一次更深刻的文化殖民，以往的殖民地是地理空间上的，而未来的殖民地却可
能是文化心理上的，这种殖民不仅是一种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殖民，也包括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殖民。这就是一个谁拥有文化解释权的问题，以往的民众虽然是文化的弱势群体，但他们还掌管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地域性的文化体系，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文化的全部。即使未来的大众文化也不会属于大众，而是属于文化产业，属于商业化的符号经济。
也许笔者在这里提的问题过于尖锐，也许事实并没有笔者想的那么严重。而且作为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有权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他们也有权力接受更高的教育，他们还有权力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而且他们更需要有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国际的、政府的、文化精英的，甚至企业家们的。但这一切又必须是建立在不破坏他们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如何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笔者在不断的思索，但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也许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本身是很好的，只是如何实施这些理念，还需要更深的理解。所有的理念都应该是开放的，都是可以不断修正的，都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多一些思考就会多有一些可能性，笔者最害怕看到的就是没有思考的一拥而上，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