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必须使自己的国民经济加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必须使自己传统的地方性文化适应新的世界性文化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人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制造了一个统一的人工化的物质环境，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大的新的文化环境。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怎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就是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自的文化基础不一样，各自文化发展的初始条件也不一样。
不仅如此，就是西方国家本身也还并没有适应它们自己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物质环境，也就是说，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并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新的物质文明需要有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但到现在为止，这个新的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跟上来，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时听到一些唤起种族和民族情感的疾呼。这些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在失范的和混乱的世界上寻找归属的渴望。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是不和谐、不平衡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传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他们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西方社会也要面临如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避免造成各种文化的对立化，以保证整个世界能和平相处下去。其结果就是，各民族都要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去认识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的问题。 基于这样一个思考背景，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念。
在新的世纪里，“文化自觉”将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在今后社会发展道路上所要遇到的重要问题。怎样认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怎样认识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世界的文化生态如何保持平衡发展的大问题。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生态的构成”，文章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在急剧的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递减。也就是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不但坚信自己的看法，而且还感到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好转，还越来越严峻，里面蕴藏的许多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和尖锐化了。联合国已提出要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提高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等地位。因此，在这里，我想再一次以生物学的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
目前人类在自然界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生物入侵”的问题，记得在140年前，有移居者到澳大利亚，当时他们带了二十四只兔，最后有十三只在草地上放养。由于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没有老虎、狮子、豺狼等这类的食肉动物，兔子没有了天敌，于是迅速的繁殖起来，最后竟然由最初的十三只繁殖到六亿只，吃掉了澳大利亚大量的草地，弄得人们束手无策，只得从另外的地方引进豺狼，以控制兔子的无限制蔓延。最初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类似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灾难。
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有一种鱼，叫黑鱼，学名黑鳢也俗称乌鱼。这种淡水鱼一向是中国人盘中的佳肴。但几年前它们“偷渡”到美国，在大洋彼岸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在美国的江河中它性格凶猛，大量捕食美国河流中的鱼类，而且繁殖力强，挤占本地水域中其他肉食鱼类的食物资源，在黑鱼灾害最严重的马里兰州，一些河流中原本繁盛的鲑鱼已经绝迹。美国人称之为“地狱之鱼”。
最近“工商时报”有一个报道，报道上说，在中国的西南出现了一种“飞机草”，这种“飞机草”一旦入侵草地，其他草就会受到抑制，每亩地飞机草产量能达到5200多公斤，而可食畜牧的草每亩仅生产9.2公斤。由于这种“臭草”迅速蔓延，但不知从何而来，像是从飞机上撒下来的，所以被群众称为“飞机草”。只要飞机草侵占了草场，争阳光、争水分，一般杂草大都会排挤出局，两三年草场就会失去利用价值。专家介绍，飞机草本名紫茎泽兰，原产于中美洲，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中缅、中越边境传入云南南部，70年代末传入凉山州。
以上的例子就是生物入侵的例子，所谓的生物入侵，就是一个物种到一个新空间侵占了本地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以及本地物种的生态位，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资源，影响本地物种生存，并通过形成大面积的优势群种，降低物种的多样性，使依赖于当地物种多样性存在的其他物种没有适宜的息栖环境。这种入侵物种不仅能大量利用本地土壤、水分，导致本地水土流失，还能影响本地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如今世界交流日渐频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与旅游的大幅度增长，为物种的偶然或有意的传播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一次次飞机航班、一艘艘远洋轮船，、一位位在各大陆之间跋涉的旅行者，都有可能携带着物种“登陆”一个陌生的环境。每辆卡车、每艘轮船、每架飞机都是潜在的携带者。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生物入侵的危害，目前中国有外来杂草107种，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中国每年用在治理生物入侵所带来的灾害上的花费是570亿人民币，而美国则是每年1500亿美元。这些外来生物的入侵给生态环境，生物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
为什么在兔子在其他地方生长得很正常，到澳大利亚就成了一种灾难；中国的一种普通食用鱼到美国却成了“地狱之鱼”；还有紫茎泽兰本是中美洲的一种普通杂草，到我国的西南就成了不可制止疯长蔓延的毒草呢？那是因为，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特定的栖息环境，形成了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这种关系在一定的地域是相对稳定的，但如果其中有某个物种到了另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可以制约它的天敌，它就会成为一个有害的“外来者”，使当地原本脆弱的平衡遭到破坏。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一物降一物，任何生物都是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平衡的生态环境。
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描述一个生物中的例子，实际上要想说明的却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那是因为我觉得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人类是否也在遭到一个“文化入侵”的问题。当然生物现象不能够等同于文化现象，但按照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人通过悟性可以直感地把握天道。天道、天理都在人的经验之中，不在人类之外。天参与人事，人亦参与天地之化育。也就是说天道可以与人道相通，天道中的许多现象也可以给人道许多的启迪。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我们总习惯把科学技术和文化分离开来，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它像武器一样可以由不同文化的人来掌握。所以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洋务派们便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觉得我们可以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要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可以掌握的，用来征服自然，用来发展经济的武器。实际上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也就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它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就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是一种整体的认识，应该了解到其文化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上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以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总是要使其技术与文明、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
但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认为的，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高度精神的 。这所谓的高度精神，自然是合物质的而非与隔绝与物质之外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中自来就有“器”“道”不离的说法，所以说，洋务派以重“器”的变通谋求守“道”的捷径，实际上是割裂了文化的整体功能。因此，对一种文化的引进必须要注意其整体性，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生类似“生物入侵”以后的灾难性后果。
从十五世纪末起，西方文化就开始向全世界扩展，最初的扩散是以贸易和殖民为主，以海洋为纽带，是初步的、零散的。以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及交通与通讯手段的革命，跨国公司出现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争夺原材料和市场，世界经济体系随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兴起，全球性联系发生了跨越时空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市场经济及其价值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西方国家机器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经济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了进去，触一发而动全身。西化已经达到了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程度。实际上，现在风靡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全球西化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发展趋势，它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不管它带来的有多少利和弊，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它采取回避的态度，所能考虑的只是如何清醒的估计局势，正确的做出回应。
在这样一个回应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深刻的完整的认识西方文化，在这种认识的观照下，再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相互对应的发展坐标，我想，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实质意义。
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最初它们的起源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利益，也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一种具有特殊动因的价值体系。
马克斯·韦伯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氛围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揭示出新教伦理是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精神支柱或心理驱动力。也就是说，启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是一场宗教的革命。
清教伦理主张勤奋工作：“天道已经无一例外地为每个人准备了一项他应当充实、应当付出的劳动职业。”这职业“是上帝要求每个人为神的荣耀而工作的命令”。“即使是富人，不劳动也不应得食，因为尽管他们不需通过劳动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但却存在着他们必须像穷人一样去服从上帝的诫命。”“在需要时不能为上帝贡献时间的人，总是那些不勤于其职业的人。”“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增加上帝的荣耀。”
清教伦理认为：“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的享乐手段，或者成为原始本能或不合理的赌博本能的手段，这当然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冲动式的生活享乐既会导致人们逃避职业劳动，又是合理禁欲主义的敌人。”
以清教伦理为原创力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如在创业方面，强调要珍惜时间；在经营方面，要讲究信誉；在资本增值、借贷方面要求及时、公正、遵守诺言；在资金积累方面，要求严格资金管理、抓住商机、杜绝花钱不当与浪费；在消费方面，要求谨慎、诚实、节约。
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是现代西方文化，经过许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所具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包括蕴含于其中的文艺、法律、政治、哲学等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而存在的，相对平衡的价值体系。它所体现的理性、规范、公平、诚信、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和协作等精神，则一直是保持这一价值体系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以往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是羡慕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但却没有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其他的非经济因素的价值体系。所以在这样基础上，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往往是一种片面的引进。失去了人文精神与道德约束的科学技术和最大化经济利益的追求，尽管会使得我们的经济迅速的繁荣起来，但同时也会不断的吞噬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使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一套有序的文化价值体系，很快遭到破坏。于是，文化失落、价值混乱、社会失序、道德失范的现象开始出现。就像当年人们到澳大利亚只带去了兔子而没有带去可以制约其泛滥的其他动物一样，“生物入侵”会带来生物界的生态失衡。同样“文化入侵”也会带来当地文化生态的失衡，带来当地文化失去生存资源，失去生存空间，失去自身完整性的后果。
其实，即使在经历过文艺复兴人文理性发展的西方，对于科学技术的过度发展，社会伦理发展跟不上的现象，也都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如果只有科技发展而没有社会伦理或科技伦理与之渗透和配合，科技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危害人类和社会。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只有古老传统文化的国家，虽然我们想的只是拿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利益上的竞争机制，保持的还是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面前，地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早已迅速体解。人们在失去了传统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约束的同时，又没有接受西方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约束，也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可以约束自己行为规范的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还保持有多少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假冒伪劣、诈骗、虚假广告、侵权盗版、黄色录像、吸毒贩毒、贩卖儿童等，只要能带来经济利益任何手段所在不惜，在道德失控状态下的人们什么都敢干。
面临西方技术文化的入侵，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正在动摇。我之所以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今年到陕西的一次考察，让我看到了就连中国最偏远的农村也在现代西方文化的辐射之中，迅速发生变化。
我所考察的安塞县是中外著名的剪纸之乡、腰鼓之乡、民歌之乡，但当我住进当地著名一个偏僻村庄剪纸能手家的窑洞时，发现在她家的墙上和窗户上竟然看不到一张她自己剪的剪纸画，倒是四处都贴满了明星照。她说她觉得自己的剪纸，“丑死了,一点也不好看。”而这些买的明星照又真实，又漂亮。她之所以还在不停的剪，那是因为城里人和外国人喜欢，她剪的剪纸常放在文化馆出售，虽说不一定卖得了很多钱，但就因为她能卖剪纸，还能卖自己画的农民画。所以她是这村里的首富。我们问她，其他人家里在平常或年节期间贴剪纸吗？她笑着说，现在哪有人家还时兴那东西。“那么以前贴吗？”“贴，那时候村里什么画都卖不到，剪点剪纸画贴在窗户上、墙上，花花绿绿的，觉得可好看了。”“过年时家家都贴剪纸，谁家不讲究布置，谁家就会被人瞧不起。所以，即使是孤身老汉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妇索取几张剪纸贴在窗上。谁家不贴窗花，就会被众人骂为“瞎眼窗”，是不吉利的。”
当地的另一位剪纸能手曾讲了一段这样的故事。那是在文革初期，说农民自己剪的剪纸是‘四旧’不能贴，但她早早就把窗花绞好，大年三十都活贴到窗格上。初一早上，让娃在院里看人，如村里好事的人来了，就赶紧取下来，人走了再贴上。她说：‘古年人给传下这么个乡俗，过年么，贴得花花绿绿，多好看，也图个吉利’”。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也没能把这贴剪纸画的风俗破掉，而现在虽然不再有人禁止贴剪纸画了，但农民们却不再贴它和喜欢它了。看来现代化的入侵已迅速的改变了当地人的审美观念，就连这么偏僻的村庄也不例外。
在我们住的剪纸能手的窑洞里有一台很大的彩色电视机，她告诉我，这村里虽然很贫穷，每户人家的年平均收入才五千元，但尽管如此，每家还是几乎都有电视机，电视机似乎已成了每家必不可少的物品，它是山里人了解外面信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工具。难怪，我们在上山来时，一路上都发现有电视卫星接收器。
有了电视机，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人平衡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人也许连西安都没有到过，但通过电视，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看到了繁华城市中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贫困中的乡村生活有多么大的距离。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寒酸和落后，同时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颠覆，以前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前认为“可好看”的剪纸画被迷人的明星照所取代了,以前曾把他们迷恋得要死要活的山歌——信天游，也被现代流行歌曲所代替了。他们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在这羞愧中，也从此否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审美习俗，认为那是一种落后和简陋，他们要奋起追求和城里人一样的时尚，一样的漂亮。
我们都曾在电视里看过陕北的腰鼓表演，那种锣鼓喧天、群情激奋的壮观场面，真是令人热血佛腾，觉得里面包含的是一种中国人雄健刚劲的民族精神，特别的令中国人长志气，所以在张艺谋的导演下，将它作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出场表演。陕北的打腰鼓活动一般都是在春节时举行，是村里闹社火时所举行的一种娱乐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一部分。我问当地的一位腰鼓队长，春节闹社火时人们还打腰鼓吗？他说，现在村里人闹社火已经不如以前积极了，大多数人在过春节时都忙着看电视、看录像、打麻将，传统闹社火时的扭秧歌、打腰鼓已经不能吸引大家了。
当然，腰鼓队还存在，但不再是为古老的民俗庆典或祭祀活动而存在了，而是为了拍电视、为了某公司开业、为了举行某个重要的纪念活动。这时的腰鼓队的职能就是为了挣钱。这种民间的喜庆活动已经融入了今天的经济大潮，原先那种发自内心的虔诚，激越、欢快、豪放已经不存在了，其中所含的“神性”、“血性”也更无从说起了。它已经沦为了当今农民们进行经济创收的一种“活路”。
由于电视和其他现代媒体的冲击，传统古老的戏剧也已无立锥之地。陕南地区本是中国传统戏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汉中市曾有汉调桄桄、汉调二簧、端公戏、汉中曲子戏、洋县碗碗腔、八岔戏、京剧、秦腔八个剧种。文革时，这些戏剧都被视为传播“封建主义毒素的工具”，戏剧团体被解散或撤销，戏曲艺人被揪斗和遣散回家。整个地区的戏剧基本是一片空白。文革以后这些戏剧得到了逐步的恢复，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但九十年代以后电视、电影、录像、歌舞厅、酒吧等其它娱乐活动和娱乐场所的出现和增加，传统的戏剧又开始走向低谷。现在全地区仅有一个汉调桄桄剧团，生存非常困难，没有演出场所，没有观众，演员发不出工资。就是参加一些庙会的演出，还敌不过一些演现代歌舞、话剧的草台班子。中国的传统戏剧正濒于消失的危机。
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在宗法社会中，君主政治以家族伦理为基点，君主具有国家元首和全国最高家长的双重身份。因此，君是“君父”、民是“子民”，天子为万民之父母，百姓是天子的“子民”。这样“孝”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以孝治天下”是中国王道政治中最重要的含义。孝敬父母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遵循的传统美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元性世俗文化，它重德、重礼、重义、重教，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人文主义，更是一种积极、理性、世俗、实用的处世哲学和伦理规范。这些传统文化的教义，它们之所以能够深入民众的生活，成为民众必备的生活指南，主要是通过生活中的各种民俗的庆典活动，各种民间艺术的精心制作，各种地方性戏剧的表演来传播的。如民俗活动中每年春节的家祭，不仅是一种祖先崇拜的迷信活动，实际上也是利用家族祖先的业绩和家史家风对后代进行家庭传统教育的一种活动。还有每年春节、清明及冬至举行的家族祭祖大礼，在祠堂中间挂着的家谱上，记录着家族流源、世系及重要人物的事迹，要求族人记住自己家族的历史，并张贴族规，对族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如遵纪守法、各务本业、清白做人等。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宣扬都是儒家文化中所体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观。另外，无论是民间剪纸、民间歌曲、民间戏剧除有娱乐和部分民俗方面的内容外，其所表现和所宣扬的也都无非是这样一些内容。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和传播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便逐步深入于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国人所具有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使那些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农民，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文化或什么是道家文化。但他们从小就知道要“尊老爱幼”、要“孝敬父母”，做人要讲“天理良心”，要“人穷志不穷”，要“童叟无欺”、“将心比心”等。而且也熟知“以德为本”、“以和为贵”，“讲理重义”、“勤俭持家”、“洁身自好”，“自强不息”，“重义轻利”、“待人以诚”、“推己及人”等古训。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这些民间的教育渠道渗入民众生活，流为民俗，上升到民族意识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
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各种民俗活动、民间艺术、民间戏剧逐渐被看电视、录像、搓麻将等娱乐方式所取代，所排挤出局。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流通渠道逐渐被堵塞，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也趋于淡薄。考察的路上我们多次碰到无子女赡养的老人，买东西时也多次被人蒙骗上当，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利益、金钱关系，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情感可言。我们感到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正在一点一点的消融。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新生也在陕北做了一次考察，在考察中他和我有很多的同感，他在文章中写道：“L村地处渭北高原，四周沟梁纵横，村旁有一山峁，形似蝎子，俗称蝎子山，此山四周贫瘠荒芜，独蝎子山苍松覆盖，翠柏成荫，堪称风水宝地，故蝎子山又称福山。福山有一古代殿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殿堂内供奉着孔子、老子、孟子、释迦牟尼，所谓儒释道合一。多少年来，村人既尊孔，又拜佛，亦信道。
村民风古朴醇厚，老一辈人信奉忠孝仁义，崇尚文化，亦耕亦读，知书识理。文革伊始，一群红卫兵砸了村里的祠堂和福山上的殿堂。村为开发旅游，集资重修了福山，如今殿堂焕然一新，泥像也重塑金身，但村人未必再信那些偶像所蕴含的教理教义了。福山作为道德资源已经枯竭，现在开发的是它的商业资源。当游客们驻足在这诸神耸立的大殿之中，沉醉于一派古朴悠远的民俗之中，村里人盯的却是游客们的钱袋。
大多数农民已不信神了，但不信神信什么？总得信点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什么都敢做，那就可怕了。”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如果整个一个民族都没有了信仰那就更可怕了。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农民们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就会更加的感到忧心忡忡了。
他接着写：“进步了的时代给农村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农民们一年花在地里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天。闲下来的时候，妇女们耍花子（一种农村里常见的赌博游戏），男人们打麻将，挖坑（一种从城里传到乡下的赌博游戏）。天气好时，便去镇上逛逛，那里有舞厅、发廊、游戏厅、还有录像厅，上演些武打枪战什么的。逢上集市庙会就有好戏看了，一些草台班子，挑灯塔台，公然上演脱衣舞。还有某些县乡搞起了“六合彩”。
一位解放前教过私塾的老者，看着街上穿梭往来的坦胸露背的小姐，禁不住仰天长叹：真是礼崩乐坏啊。”
这是还居住在乡下的农民，但那些进了城的农民们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看看：“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不当农民只能当民工，民工白天忙在工地上，晚上睡在工棚里，不少人每天劳动超过八小时，也无双休日和节假日。但即使这样，人也不可能是除了干活就是睡觉，我曾向一工头询问民工们的业余生活。
嘿，只要一有空他们就钻进了录像厅，要么在地摊上买份小报，弄本金庸、琼瑶什么的翻翻，再就是挖坑，有时也在街边上花一元钱唱首卡拉OK。过去城里人下乡入乡随俗，而今乡下人进城就得丢掉乡俗。陕北的后生再憋再闷，也不会在塔吊下唱信天游，在工地上扭秧歌舞。有本事去歌舞厅、夜总会唱去跳去，还有人给你钱。’进了城的乡下人知道自己很土，很怕城里人烦他们。
城里的生活很精彩，城里的生活也很无奈。上网、钓鱼、泡吧、蹦迪，这些年头又兴起了情人节、圣诞节。民工们体会不到这其中的乐趣。“金利莱”几百元一条，“人头马”几千元一瓶，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减肥、丰乳、美容、壮阳，在民工看来这有些是“天方夜谭”。这些充斥着媒体撩拨着人心的百货，同收入微薄的民工们的距离太大。他们无法领略皮尔卡丹穿在身上的妙处何在，更不知道坐上凯迪拉克之后是什么感受。虽说他们常年离乡离土，身在都市，但却很难融入到都市的文化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说中国社会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但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村人口还是占了大多数。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富裕了，却没看到他们精神生活的荒芜和精神生活的被污染，后果将是可怕的。
我觉得张新生在结尾时写的一段话很值得人深思：“为了扼制土地沙化，西部的许多地区正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但营造农民心中的一片绿洲或许更加重要。由此而言，优化西部的生态环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为自然，二为文化，因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
虽然我们考察的只是陕西一个省，但这种状况肯定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状况。而且不仅农村如此，城市也照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类目前不仅是面临一个自然生态失衡，自然环境被污染的问题，也还正在面临一个文化生态失衡，精神生活被污染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自然界出现的“生物入侵”问题，同样也要关注人类社会出现的“文化入侵”的问题。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段话：“生物入侵这道世界性难题，已经现实而又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再充耳不闻，我们必须重视维护生态安全，维护生态平衡，重视物种引进的科学性，否则就会咽下生态危机的苦果。”其实这段话同样可以用在文化的引进上，就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也要讲究科学性，要认识它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任何局部的割裂都会带来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危险。
就像地球的水一旦被污染，整个地球就有面临毁灭的可能，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旦发生阻塞，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同样，人的心灵一旦被污染，社会道德传播的渠道一旦被阻塞，
社会就会发生混乱。
就是在西方社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后期，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那就是，在当今的美国，基督教已失去了原先作为动力的意义，追求财富已失去了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而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美国模式”的理念。这种模式的理念就是：人生来就要追逐利益最大化，在追逐过程中，先到先得，必须迅速行动。 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背叛了它的最初本意。它不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最坚强与纯洁”的资本主义，相反，它是一种“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劣币驱良币”的功能。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其中贫富悬殊，种族对立，暴力肆虐，黄、毒泛滥已被人们称为“美国病”。
而且这种病症正在向世界蔓延，其结果从小的来看，道德沦丧、暴力泛滥；大的来讲就是霸权政治、国与国之间信任度减弱所带来的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斗等等，到处战火四起，核武器、生化武器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同时，继去年9·11事件，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世贸大厦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中倒塌后。今年，美国又正在发生另一种崩塌，这便是一系列大企业的信用倒塌：安然、安达信、美林证券、世界通讯公司、施乐……。
这些大企业信用的倒塌，激起了人们对“新美国模式”下，粗野的唯利是图气息乃至“贪婪创始论”的批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道德文化的重新认识，近来在英美主流媒体上佛朗西斯·福山7年前一本旧著《信任》又被屡屡提及。“信任永远都重要，”、“有些公共美德能够巩固经济繁荣”。这几句话被反复引用。人们逐步认识到，在现代经济中，道德文化也能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美德构成了他们用以实现现代经济目标的重要资本。进而言之，道德文化实际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本。
也就是说，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化时，不仅是要注意到其科学技术和物质主义的追求部分，还要注意到其非经济性的社会道德的部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远不是十分完美的，尤其是“新美国模式”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地步了，所以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同样也要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方面我们要尽快的加入到现代的国际性文化中去，学习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同时也要重建我们自己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西方的新教伦理，才能开发出资本主义精神，东方中国的道教、儒教和印度的佛教，都不能开发出资本主义。因此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诞生于西方，东方资本主义只能是传输型，而不是原生型。其理论的对错且不论，只是我认为，在东西方文化都需要进行反省和“文化自觉”的今天，中国的文化不能再甘当西方文化的复制品，一定要找到自己“原生型”文化的“根”。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不光要注意一个外部的物质世界，还要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灵魂，灵魂的荒芜比自然界的荒芜更为可怕，尤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荒芜。
因此，估量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城市、房子和道路、建筑、家私、器具，也不在于制度、艺术和科学的发达，这些现象恰恰是西方现代物质切割分化的结果，文化的优秀与否在于人类灵魂的质量。
当我们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时，一方面要认识到传统的惯性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而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也有不少的糟粕。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在时代转折的关头，传统的经验和智慧也可以成为创造的源泉。历史中蕴含着一切，历史是未来的向导。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和谐的思想，有可能治疗现代世界的中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物的同化等方面的社会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们要认真的研究它。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的认识西方社会，在看到它具有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方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具有的人文精神的方面。如他们的社区意识、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等等。这样，在我们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片面性，也不会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来吸取其中的精华，补充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一套新的文化实践和政治结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是我们民族文化重建中获得力量的新的源泉之一。
另外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同时，我们不光是要关心社会精英们的选择，还要关心民众们的情感，民众们的参与，他们是属于社会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深入民间，深入生活，在那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民族脉搏跳动的情况。这是属于书斋之外的学问，但也是真正关切社会的学问。
参考文献：
费孝通：《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
《从黑鱼风波看生物入侵》，“北京晨报”2002年7月29日。
《“生物入侵”敲响警钟》，“工商时报”2002年6月7日，第10版。
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颂平编《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版，第10本，3811页。
（德）马克思·韦伯著，黄晓京、彭强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48、146、147页。
同上，156——157页。
陈序经：“东西文化论”载黄兴涛编：《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