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文章中提到的“文化生态”的概念，和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派中提到的“文化生态”的概念是不完全一样的。以斯图尔德为首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中所提到的“文化生态”，其含义是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而文章中所提到的“文化生态”，除了有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来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
在当今自然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时，其实人类社会所创立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也在遭到破坏。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种将人类不同的文化看成是一张互相作用的网络的观念，是对人类文化整体的一种领悟。而这种领悟的关键在于，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人类各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这正是本文要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目前考虑得还不太成熟，但正因为不成熟，所以才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象一个生物群落里的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的生物群落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文化是一个隐含在人们思想、行为、观念中的一种抽象的概念，现代文明对它产生的危害性是慢慢显露出来的，不象自然生态来得那么快、那么明显。而且，也不容易说明白。所以，在这里笔者打算先运用一点生物学中存在于农作物里的现象，来帮助和启发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每一粒种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携带着种质；它不仅含有基因，而且还包含着全套的特殊机制，借以控制遗传、规定基因结合的模式、表现基因的特性。食物供应的未来健康取决于种类繁多的不可代替的种质。农作物本身的基因具有抵抗枯萎症、虫害和气候改变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的能力。这种抵抗能力对任何食物供应都起到决定作用。要保持基因的抵抗力，就必须不断引进种质的新变种，而许多变种只在某地的一些特定野生环境中才能找到。
现在的生物技术创造出了某些具有优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种，整齐、高产、甚至具有天然抵抗虫灾的能力。但这种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新品种很快会形成各种天敌，有时只有几个生长季节就遭到破坏。虽然每隔几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种上可以加强它们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够提高粮食作物活力的多种基因只存在于野生环境。而且，农作物生存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基因资源的丰富多样。但我们现在的作物大多数是单一培育的品种，可能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就会发现这些庄稼的基因防线中的弱点，而我们的人造基因库对此无能为力。
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的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使下一个“奇迹作物”能够躲过面前的“奇迹凶犯”，而同时又为更大量的人口生产更高产的粮食。但是，时不时的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这是那些娇生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
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植物学家必须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比如，咖啡的多样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玉米的多样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形和气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破坏。
不幸的是，我们地球文明急速增长的人口对土地、木材和各式各样资源的要求都如此贪婪，许多社区迅速侵害了所有的多样性中心，甚至一些最偏远的中心。事实告诉我们，避免动植物灭绝的一种办法是保留足够的遗传品种来成功地适应环境改变。如果它的遗传多样性减低，那么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对增加了，有时会超过一个限度，结果一个品种就会无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运。其实，在农业史大部分时期，遗传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在粮食的野生亲属中间找到，还可以在所谓的农田种族或称原始栽培变种中找到。这些植物在遗传上与全球农业系统中使用的粮食作物有关联，是较原始的农业系统中开发出来的。它们既非生长在山谷中未经耕种的野生亲戚，又不象它们现代的杂交表兄弟那么精微高雅，然而它们却含有比先进的繁殖育种系统大得多的遗传多样性。不幸的是，许多农田种族由于现代高产品种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年，在印度马拉斯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结论说：“不幸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于高产品种的蔓延而丧失了他们传统的农田族类，从而增加了遗传单一性。”
以上笔者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说明农植物的遗传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一些文化生态中的传统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那中人工培植的高产品种，把一些尚未被现代化侵染的原始文化看成是生长在偏远高山中植物多样性中心的野生植物，把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传统文化看成是传统的农田族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许这些例子并不恰当，但笔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植物的健康生长需要多样性的遗传基因，同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西方文化和体制为楷模，努力完成对世界观与经验的完全重建，以及全新的整合、改变或革除原有的体制与传统，进行新形象的集体探索，美国人类学家基辛认为，这种努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这种形象与转变要成为可能，则就会失去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不只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除却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源源不绝的代价。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在生物界有一条规律：对于种群，在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其脆弱程度与个体数量成反比，个体的数量越多，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就越大，遭受挫折以后恢复的也就越快：对于生态系统，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由于许多物种在生态位和功能上具有互补甚至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够承受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所以，明白这一点道理的人们正在为地球上日益减少和灭绝的生物资源感到忧虑，然而对于人类自己的文化，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任何一种已经存在过的人类文化，都可以视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人类的文化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个人单独创造的，民族和国家——无论强弱，都或多或少、或正、或负面地对人类的文化宝库做出过贡献。而由于各个文化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不完全一样，它们的贡献又都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文化生态位上没有谁可以取代谁。
日本的宗教哲学家池田大作认为，任何一种动物、植物、小虫，不论它们多么微小而不惹人注目，但它们本身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我们曾经面临着成千上万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的问题，无法系统地叙述它们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但有时它们却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进行研究，就可以了解到所有的生命体都是难以置信的及其宝贵的信息库藏。今天一个科学家所要做的工作，可能在很久以前一条小虫已经用更先进、更廉价、更没有污染的办法完成了。由此看来，消灭其它的生命体，是比烧毁图书馆更为严重的行为，因为这样干，等于是永远破坏了除它所具有的本能的智慧和经验外，其它可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的智慧的源泉。其实，这种自然生态的现象也同样表现在文化生态这一方面。笔者之所以要提出文化生态这样一个概念，并把它的重要性和自然生态的重要性等同起来。就是因为笔者认为，人类每一种文化的形成也是经过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也是其它的文化所无法代替的。在现代化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传统地方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成批的这样的文化群都在消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在急剧的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递减。同时，也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
亚里斯多德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那麽，为什麽世界各地又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社会制度呢？他提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地理位置、气候、疆域等有关。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禀赋是由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至少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但应该说，地理环境只是一个民族禀赋发展的客观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决定其禀赋发展的内在因素，那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越低下，生产方式越简单，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就越大，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也就越大，也就越要让自己的文化适合于周围的生态环境，和其融为一体。
正如美国新进化论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与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这种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创造与保持。前者是一种结构和模式的进化，这种特定的模式能使一种文化根据环境进行必要的调适；后者则为一种稳定化的趋势，即保持已实现的合适的结构与模式。文化的创造机制可以表述为：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对自然的适应将造就一种文化的技术，并由此造就该文化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而对其他文化的适应也会造就社会的观念，后者反过来影响技术并决定其进一步的发展。创造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社会和观念，它应付着可供其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
文化适应中创造性的主要结果之一，便是它能在特殊的环境下产生多种文化，产生多样性。达尔文的“趋异原则”（即结构变异越大，生命总量也就越大），亦可以用于文化。文化就是这样通过适应而变成多种文化类型，从而使人类文化呈现千姿百态以便有可能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
但创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在改变着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其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极大的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建造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圈。而这一崭新的技术圈以它巨大的魔力加工和重组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创造了自然界原来没有的无数事物，丰富了自然界物质的多样性，增强了人类技术圈的有序性。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巨大增长，人造的技术环境已扩展到整个地球表面和近地太空，这就有力地影响了自然界的变化，加速着自然界的物质变化过程。然而，工业文明在日益扩展张人造的物质环境的规模，并提高其组织性的同时，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加速了它的无序化过程，引起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退化，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创造的传统方式。本来，文化的发展不仅与其所赖以生存的技术有关系，而且还与它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有关系，并且其技术也往往是为了适应和利用这些自然环境才产生的。但工业文明的发展，却用人工的物质环境割断了文化和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其建立在机械文明基础上的先进的生产力，使人们可以建造一个自成体系的第二自然，也就是人工自然。在这种人造的自然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可以不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地区和国家，因此，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迅速地向世界的所有地区和国家蔓延。
这种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是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对于非西方世界，这种技术方式本身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但是，西方技术方式一经转移到非西方世界，它就
能再生其母体文化，并且瓦解其他文化。西方技术凭借物质变革的巨大作用而得以输入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以舒适和方便的外在特征压制了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本土技术。伴随着未经选择的技术的输入，西方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也一起侵入到了不发达地区，诱发了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这就严重的冲击了长期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行为规范和传统习俗，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把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人们的文化环境割裂开来，同时，“将西方和外国模式纳入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中将导致传统技术的崩溃。由于技术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组织之中，传统技术的崩溃往往引起地方社区的瓦解，使其失去文化特性，在国家一级加重了对西方文化的依赖。”也就是说，“工业主义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仅仅局限于生产的范围，而且影响到人类与物资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原先的影响”。而且还使地域性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使得传统的地域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浸透着为人熟悉的毋庸质疑的意义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对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性情境的表现。这是一种非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是现代性锲入传统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性文化消解的过程。
一方面，人工的物质环境割断了文化和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将西方和外国模式纳入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中导致传统技术的崩溃，使许多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并因此遭到了破坏，甚至消亡。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民族文化在失去自信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创造力。以中国文化为例，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为世界提供了许多伟大的思想、许多先进的发明和创造，但近一、二百年来，有哪一项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发明是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又有哪一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观念是由中国人提出的？如果许多国家的文化都像中国文化一样，正在失去它们的原创力，都只是在复制由少数先进国家所输出的所谓先进的文化，那麽人类多样性的智慧和多样性的文化就将在短时期内迅速的减少。因此，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也在带来人类文化的单一化。但其实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即使我们所认为的最先进楷模的西方文化也有其极其明显的局限性，需要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养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以现代西方文明来说，其驱动力在于它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西方犹太系宗教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宗教，它们助长了人们对自然的统治态度和对物质的贪欲。例如，基督教的创始学教义，把神视为在宇宙之外的超然的人格形象，并把人看成是最接近神的存在，赋予人类操纵整个自然，由于这个教义把自然视为与人不同的存在，自然只是为人而存在的，所以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将科学技术系统用于征服自然，显示出对自然的优越感，导致了以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这是一种奢侈的和浪费的文明，其正在迅速的耗尽地球上许多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也正在迅速的污染和破坏着地球上所有生命栖居的自然环境。其将人类带到了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如果地球上的生命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居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它生命也将遭到这种命运。因此保护好地球上养育生命的生物圈，让人类自己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得救，这是人类目前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事情。
用什麽手段来解决？有些科学家和学者认为，当代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后果，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消除，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一切力量，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被用来作恶。“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但是科学对于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什麽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结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历史学家汤因比确信，要将自然从人类的技术活动所造成的破坏状态中拯救出来，需要人们返依一种广义的“宗教”，回到古代亚洲东部的多神教，即万物有灵论，或者是回到对自然界报有崇敬心情的宗教，如佛教、道教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除需要西方文化以外，还需要其他多种文化和宗教的相互补充，才能得以完善，才能在面临困境时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现代西方文化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正确的评价人的意义和价值，借助于理性认识和预测功能能够把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从而管理好自然环境，但事实上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虽然人类的理性能力对于认识线性关系的自然事物和机械系统，的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人们借助于计算机，可以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中的预定轨道。但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对于非线性的自然系统、尤其是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认识和控制，则是令人失望的。在自然界中，由许多动物的复杂行为，语言通讯，是难以靠人的理性能力所把握的，自然界充满了人的理性不了解的精灵和神秘。对于生态系统的复杂变化，有许多动物都能敏锐的感觉到并做出积极的反映。而那些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土著居民也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能力，敏锐的预感到生态系统将发生的变化，他们的那些感知能力比只相信科学理性的人要强得多。这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性，他们的直觉和非理性化的思维特征使他们能直接感悟到大自然的许多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自然生态失衡的困境，不仅需要发展科学的理性思维，也需要发展人类直觉中的非理性思维，而人类那些一直未脱离自然环境的原生态文化正好能作这方面的补充。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失却了这方面的文化，那将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巨大损失，也许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就象自然生态之网遭到破坏一样，人类文化生态之网也在遭到破坏。这种破坏要是我们不留意，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曾说：“比较矛盾的是许多人类学家所描述的传统都是受到了西方文化浸染过文化，没有人能描绘出他们最初的文化，许多文化是在吸取了西方文化后重新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那种类似生长在多样性中心的野生植物的原始文化和那些类似传统农田族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多的在消失，只剩下类似人工培植的高产品种的西方式文化。这种文化的单一性是否也会引起某种文化基因的变异，而容易造成人类文化的某种危机。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类学家们的关注和担忧，但萨林斯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到了80年代便开始有了改变，大部分第三世界出国生活的移民们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创建新的生活，也就是本土文化的一种复兴。他们的变化是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继续学习西方，但一些已经失去了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正在恢复，如传统的庆典活动、传统的公众仪式、传统的亲属网络等。他还认为，这种传统的恢复是创新的一种手段，世界文化的一体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发展的，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形成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非西方的人创造他们文化观的斗争已摧毁了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一体化和多样化、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在他看来这种本土化运动的出现使文化生态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金耀基先生更是认为，现代性重新促使了差异性、本土性。同时现代化已成为全球现象，这种发展是第三世界的唯一出路，是命定，只有在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谈到本土化和差异化的问题。
对于以上的看法，笔者觉有一定道理，正如赖斯比特认为的那样，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是趋于一致，我们就越是坚定不移的紧紧追求更为深沉的价值观——宗教、语言、文学和艺术，我们的外部世界越是趋向类同，我们也就更加珍惜来自内部的种种传统习惯。按他的观点，一般人们对饮食、衣着和娱乐活动作决定时比较随便，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使人愉快而且不需太经心的事，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敞开大门，接受外来的影响，但当这些表面活动开始侵入较深的文化领域时，人们又会退而强调他们的差异，即一种文化上的反冲。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语言和传统习俗都是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当它受到挑战或者有一个可以表达的新机会时，它就会浮到表面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生活越来越彼此相似的时候，人们便越是要强调自身的独特性。
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深入发展的的今天，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正在产生作用。但这种自我保护只是一种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还是对自身文化有一种真正的认识和真正的原创性发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笔者觉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一种观念之类的意识形态。它还应该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等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的、核心性的内容。正如斯图尔德所认为的，整个文化体系分核心文化系统和外围文化系统，核心文化指的是与人类生计有关的文化，主要是指技术经济因素；除此之外的为外围或非核心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类的核心文化正在趋于类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使人们住在大同小异的、各种装着空调的的方盒子式的建筑里；漫步在大同小异的霓红灯下的街道上；购物在大同小异的超级市场中；观看在迅速传播着各种同样信息的的大众传媒前；采用着几乎相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穿着同样的流行服装……。在这样情况下所产生的本土文化，难道和传统的本土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吗？
另外，一体化和多样化是同时发展的，甚至是现代性促使了差异化和本土化的出现。在这一点观点上笔者也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体化人们也就不会有对多样化的需求。就像如果没有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就不会有要保护生态环境的这种口号，更不会有什么绿色革命和绿色运动的出现，它们和生态的被破坏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正如，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里的意思是说，当人们开始认识到美的时候，就说明开始有了丑的存在；当人们开始认识到善的时候，就说明开始有了恶的存在。就象鱼遨游在水中的时候，它根本感觉不到水的存在，只有当它一旦离开了水，才知道了水的存在，也知道了水对自己的重要性。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就根本没有文化多样化和本土化这样的概念，因为那时的文化本身就是充满了差异的，别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就连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语言和风俗都会有所区别。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在追求多样性，本土化，就是因为觉得这种东西已经在悄悄的离开我们。而一些国家正在爆发民族主义运动和本土化运动，也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这种文化的一体化正在动摇着他们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使他们失去他们的文化传统，因而引起了一种文化反弹和文化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由此那种认为现在已经出现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趋势了，对这个问题就不用再关心和再担忧的观点，笔者是表示怀疑的。因为笔者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就象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问题一样，并不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开始不成为问题而不用人们再去担忧和想办法解决了。相反，正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更要主动的想办法去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
最后，笔者对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谈到本土化和差异化的问题，这样的提法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为了加入世界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道路是当今每个国家所不可避免的要走的一条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不是因为它是我们不可避免要走的一条路，我们就可以不考虑它所存在的弊端，而盲目的发展。就象许多地方为了尽快的实现现代化，而不考虑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最后现代化还没有开始完全实现，但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先不管它，等现代化进一步深入以后再说，笔者想这是谁也不会同意的。其实文化的生态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现代性和差异性、本土性是同时并存的，那么在实现现代化的开始也就要同时注意这个差异性和本土性的问题。当然，文化生态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不象自然生态是一个具体的，谁都能看得见模得着的东西，比较容易引起注意，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它发展的初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
自达尔文时代以来，人类就视环境为总生命网，人是这一生命网的组成部分。因此，斯图尔德提出了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活动、再决定生活方式的理论。其本质就是：文化与自然环境虽然是互相作用的，但是自然环境其作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还往往会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但在工业文明的理论中，人是可以战胜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自然和环境只能制约那些落后的民族和落后的社会形态，而且，越是简单原始的生产技术越是更多的受环境的制约。就以建筑来说，在农业社会中每个地区的建筑的建造，首先要受制于当地的气候，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决定此建筑物的建造，是应该属于保温型的还是属于通风型的。然后，是根据当地所出产物，来决定建房用的材料，往往是就地取材。最后，才是由当地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审美观念来决定房子的造型与色彩。因此，才会出现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式样。同样其他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地受自然环境和传统的历史文化所制约的。因此，在多元化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多元化的文化和历史。但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就不同了，高度发达的技术，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完全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还是以建筑为例，因为有了空调设备，人们在建造房子时,可以不再完全受制于当地的气
候条件，由于不锈钢、水泥、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的运用，还加上交通的方便，人们再也用不着就地取材，这些材料可以运向任何地方。也因此，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因素、文化历史的因素，而建造同样的建筑物。才导致了上海、北京、甚至纽约、东京等全世界大城市的建筑都大同小异。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可以脱离自然的约束，而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那种令人羡慕的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方式成为世界各地所有人的追求目标。人们似乎是战胜了自然、脱离了自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高度人工化的现代文化。然而，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麽十全十美。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脱离了自然的高度发达并又非常精密的现代文明，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种文化所带来的自然生态的失衡和自然环境的污染。
现代性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实用，甚至享乐，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由于把焦点主要放在了物质生产的世界里，从而没有注意到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意识、人的情感的发展。因此，在造成自然生态失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所以，在21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物质世界的科技革命，还有来自人自身的革命。这种人的自身革命就是人的自我认识的革命，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我认识的革命。而且，这种自身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认识，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常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美国的人类学家桑格瑞认为，过度的强调本土化就会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关门主义，甚至民族冲突乃至战争。笔者认为，这也不是没有道理，造成这种原因的，正是文化生态遭到了破坏的结果。因此要避免这种后果，首先就是要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历史、彼此之间的文化，而对个人来讲则要求尊重对方的人格上的独立。在下个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心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将牵涉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我们要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人类早期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在重返大自然的同时，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重建我们新的文化观念，从而出现一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人类社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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