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考察时，脑子里思考的最多的就是：生存权与话语权孰重孰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兼顾？这就是西部农民所面临的无法逾越地真情实况。
2008年7月1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西部众多教育学术机构等四十多个单位，历时七年、共同参与的西部人文课题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多功能厅举行了西部人文资源课题总结会暨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座谈会和课题成果展，从而引发了我们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的深入思考。
在历史上有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是汉族中心主义，再一个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两个中心主义把西部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文资源给掩盖起来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民族文化。
几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市打工。村子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妇女乡村一片萧条和凋零。没有了人，没有了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传承？
西部传统的文化和人文资源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正在受到破坏，以至于逐步变化和消失，还有其所依存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也在逐步地变化和解体。
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来看，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天然植被大多消失殆尽;水土流失不断加剧;土地沙漠化扩大;高山冰川雪线后退，冰雪储量减少；河流湖泊不量减少；绿洲萎缩等等。此外，一些生态环境变迁的因素以及我们解放以来一些政策的误导，使得许多民俗，民间禁忌活动被看作成一种落后的“迷信”而遭到破坏。然而正是这种“迷信”帮助我们保护了许多的树林，湖泊和河流，甚至野生动物等。因此，在不少民间文化在实际上包含着许多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与智慧，但却被我们傲慢地破坏工这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
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来看，当西部许多偏远的乡村修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线以后，传统的、手工的、农业文明状态的技术模式，开始被电动的、机械的、工业文明状态的技术模式所取代，由传统技术所构成的功能圈开始解体，劳动方式的转变造成一整套文化模式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此外，大量游客的涌入和电视机门出现，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娱乐方式和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迅速地改变农村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文化象征符号，还有新的审美、新的时尚、新的文化意义。而在新的价值体系中，外来的文化象征着:城市的、富裕的、发达的、时尚的、漂亮的:而传统的兰地文化却象征着: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土气的、不漂亮的。失去了文化自信的农民们，如何还会继续传承与创造自己原有的文化?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迅速流逝，一方面又有许多的传统文化在复兴>
这种复兴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控制有所放松，乡间的许多传统文化活动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展开。这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是植根于各地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地理交通状况以及历史人文渊源，照顾呼应相邻地区，生发并磨合而来的，因而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与乡村的生产、贸易、人际联络、文化交流活动相融合，为群众所适应。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主要在比较富裕地区的复兴。农民工进城打工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也比以前富裕，重新修建宗词、续家谱等都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心灵的空虚和枯萎也需要传统文化来丰富和滋养。同时，社会生活节奏的加速使人们感到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传统的文化生活可以缓解这种压力也可以借助传统文化中不同礼仪活动，提高自己在社区中的威望，改善自己与周边人的关系。
当今民间传统的复兴抑或是民俗文化的变迁，是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
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统一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对对方的需求性或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目标利益的一致性，但绝对不意味着时间与官方对民问文化变迁的影响力是相同的。首先，官方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常常会削弱民间力量的影响力;其次，民间表现为一种隐性的、深层的影响，而官方的影响则表现得相对显性和表面化，在对比力量绝对大的情况下，显性的影响自然发挥着更大的导向作用。
由于游客的介入，古老祭祀的目的已发生了变化，毕摩变成了表演者，村民成了局外人，旁观者和供客人拍照的对象，神圣的宗教和神话的演绎和狂欢。变成了廉价的搞笑和逗乐。
除官方的推动之外，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力量也很强势。首先，传统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后，由于需求量增大，传统的家庭传授技艺方式使劳动力得不到满足，因此面向社会广招雇工成为必然，这就造成了古老的技艺传承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其次，在现代外来文化冲击下失去效用的民间及少数民族文化开始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供人们旅游、观赏、体验，而当地的人们为了取得经济的礼仪，也在迎合这种需求。日常的生活变成了表演，民俗活动变成更加盛大的演出，而游客的到来不仅使许多传统文化成为了表演的对象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许多传统文化的规则。
由于没有正确的导向，有些地方可能会在开发的过程申，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多数地方却对当她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盲目的开发，造成许多地方的文化遗产迅速地遭到破坏和流失。
在没有建立生态博物馆之前，当地的文化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有自己的对应的策略和消化的能力，而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这些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贫困山村，顷刻之间便处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众多的外来文化倾泻而来，使当地居民目不暇接，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地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点。
建立生态博物馆与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样的方式在生活富裕，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又很高的地区问题不大，但在一些贫穷落后，当地领导于部和老百姓又还没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地区，尤其是也不具备有一支专门的学术队伍对保护区的文化不断地做记录和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轻易建立生态博物馆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一个没有文化的图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一个不能向世界输出自己价值观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品牌的国家，它所生产的永远是没有原创性的低端产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应该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需要我们通过行政力量去强制人们执行，关键是我们要建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得到传承的人文环境和市场需求，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二、发掘和利用民间力量，由一元保护走向多元保护。提倡多元化的保护观念，是一种开放的、多渠道的保护观念，它不应局限于政府，要善于吸收和引导民间力量共同互动，要创造平等讨论与互动机制。
三、全面普查与重点研究结合。普查工作大都是由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来做，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只能做一些泛泛的记录，而对一些重要的濒临灭绝的地方性文化，必须要进行全面地考察和深入地研究。
四、新农村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新农村的建设，一要利用现代科技发展农村的新经济;二要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要利用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创立农村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形式，让文化保护、自然保护与文化创新、观念创新互为一体。
五、要重视人文资源保护的立法保护。在对待人文资源本身方面，立法需要采纳一种宽容的纳入标准，并顾及到整体性保护和综合性保护;在对待保护主题方面，立法需要充分尊重人文资源传承者和持有者的权利，培养他们的主题意识和保护的自觉性。
六、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中来思考。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在所有的遗产中包括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大部分。自然遗产的保护，是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存在与互动，而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文化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还有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与互动。任何文化与自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永远都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保护必须要和发展相互联系，传统不仅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今天和未来，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根本和基础，而不是静态的、只需要我们保护的"遗产"。
因此，遗产的保护，资源的保护，不仅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或知识，还是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方法论、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普适性知识。这里面包含着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民间智慧、尊重地方性知识等方面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其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我们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当今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创立新的文化和新生活的基础。惟其如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有意义，也才能不断地永久地持续下去。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也不应仅作为一场文化潮流，相反它应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这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拥抱现代科技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应尊重传统文化和为传统文化留下适当而充足的发展空间，使仍有生命 力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遗产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人类不能再遵循传统西方物竞天择的斗争哲学，它不仅是人类破坏自然的根源，也会是战争的根源。在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要能和谐相处，因此，人类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相处，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社会与社会相处的整体文化观与和谐哲学观，不仅需要有环保意识，资源节约的意识，还必须重新发掘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包括“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物心合一”“仁义礼智信”等等思想，将西方的斗争哲学转变为东方的和谐哲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社会的和谐，创造各种关系的互动和互赢。这是我们不得不为的必然趋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是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终极意义。
（原载：《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