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位农民工—— 旭日阳刚， 因为在他们租来的简陋的房间里，打着赤膊，叼着烟，唱着《春天里》这首歌，而一举在网上走红。引起了学术界的许多讨论，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草根艺术的极大关注。
旭日阳刚是农民工，但他们所唱的歌被定义为草根艺术而不是农民艺术。这里的问题是草根艺术与农民艺术有什么区别？ 笔者在百度上找到的有关草根艺术的定义是：“草根艺术源于英语原文中草根（grassroots）这个单词，指的是来源于社会基层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是由人民大众而非专业人士创建的一种艺术形式。”[1]有关它的来源是这样写的：“‘草根’，因为社会学的借用而登堂入室，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而风声水起，它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注定要永远仰视艺术象牙塔尖的阳春白雪，而与艺术无缘。它在艺术的宫殿外徘徊，终于鼓起勇气叩响艺术圣殿的门环。现在，是它宣布自己艺术主张的时候了。”[2]
由此可知，草根艺术是一个外来语，它首先是与社会底层有关系，再就是和互联网有关系，是社会底层的人通过互联网而进入社会中心舞台的一种艺术。它一方面是互联网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化的产物。因此，虽然旭日阳刚是农民工，他们演唱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艺术，而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人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和农民艺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没有自己成熟的社会形态，没有自己独特的传承历史，它还是一个新的事物。许多的草根艺术家甚至还不会自己独立创作，只能是做模仿秀。
就拿旭日阳刚来说，他们唱的《春天里》这首歌是鲍家街43号乐队发起人汪峰所创作的。当旭日阳刚一炮而红以后，汪峰开始向他们发出了“禁唱令”，因为这里面有版权问题。这就是旭日阳刚这样的草根艺术家所遇到的尴尬问题，这也就是城市农民工艺术家和乡村农民艺术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乡村农民们有他们世世代代传唱的信天游、秦腔、梆子戏、黄梅剧等等，这里没有版权问题，它是一个群体共同的声音，共同可以使用的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
二、 旭日阳刚为什么会走红？
我几乎是含着泪水听完旭日阳刚所唱的《春天里》这首歌的，在租来的简陋的房间里，两位农民工打着赤膊，叼着烟，用他们略带嘶哑的嗓子唱着歌，没有舞台的灯光效果，没有惯常的歌唱家的风姿，却有着歌唱者们的希望与悲伤。当他们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时，在我充满泪水的眼前，浮现出的是一群无助的农民工形象。
他们之所以走红是因为这首歌，虽然是汪峰为了追思与鲍家街43号乐队（他是该乐队的发起人）相关的青春岁月而写的歌，这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顾影自怜，与我们所了解的农民工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但里面的一些歌词，“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等，无意中表达出了当今农民工所要面对的共同景象。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城市，但他们的晚年在什么地方？当他们不再能出卖劳动力的时候，城市还能接纳他们吗？如果不能接纳，再次回到农村，又如何去面对那已不再熟悉的生活？正是因为如此的联想，让人们从心里与两位农民工的演唱发生了共鸣，而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旭日阳刚。
我是一位人类学学者，为了研究西部农民的文化，我接触过许多的农民，我知道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们所遇到的困境。我感动，我流泪，并不是他们唱歌的技巧有多高，而是我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在今天的城市里有多么的无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觉得我们与所接触的农民不是一个生活圈，更不是同一个精神世界里的人。但是当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我们了解他们，他们和我是同样的人，他们和我的精神世界与我的追求是一样的，歌声融化了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壁垒，也许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现在网络上传来了两位农民工歌手走红的消息，也看到他们得了大奖，被许多地方邀请去演唱，还被许多媒体所包围。而谁都知道，这两位农民歌手能在网络上一夜走红，靠的绝对不是他们唱歌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立着一个巨大的农民群体，这是一个很少有机会发言，很少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下露脸的群体。另外，就是互联网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媒体，给予了他们这样的机会，让草根有机会与精英并列，让两个普通的农民成了文化英雄，成了可以挑战权威、权利的象征性符号，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类历史总是因为承载文化的媒介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像人类因为发明了文字，才开始进入建立了城市与国家的文明社会，如果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可能还是生活在原始的野蛮部落里。而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人类的是何种的巨大改变，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带来了文化表达的民主化。在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艺术，不再仅仅是精英的权利和机会，而是更多的人的权利和机会，包括农民工这样的群体。
三、谁来关心农民工在城市的精神生活状态？
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进了城的农民工还算不算农民，他们为什么不在城市传唱他们传统的农民歌谣，而要去演绎城市的流行歌曲。因为时代变了，生存环境变了，他们的生活境遇也变了，传统的农民歌谣不再能表达他们的身心，表达他们的情感，于是他们只能去演唱汪峰的《春天里》。也就是说，这两位农民工所唱的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是借别人的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还没有能力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的农民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问题。
言为心声，艺术也是生活的情感表达，任何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自己的艺术以及其艺术表达的方式与场合。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在那里不仅有他们的生产所在与生活所在的场所，还有他们艺术表达所在的时间与空间。
在乡村的农民虽然没有城市的剧院、舞厅、美术馆等艺术设施，但仍然有他们自己的艺术，例如：民歌、小曲、唢呐、秧歌、皮影、剪纸、泥人和风筝等，农民们在乡间也是多才多艺的表演者、画家、雕塑家等等。只是他们的表演场所，不在剧院、舞厅等等，他们作品展示的场所不在美术馆、画廊等等，而是在田间，在集市，在家里，在他们生活和生产的劳动空间里，在他们的节日，在他们的各种人生仪礼，各种习俗仪式中。他们有他们的乡村文化和乡村艺术，在那里他们是农民，但也是他们自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艺术表演者和创作者。但进了城的农民们，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成了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他们只是每天干活和劳动的人。他们的业余生活成了空白，空白的业余生活会造成苍白的灵魂。
几年以前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新生考察了陕西的农民生活后写到：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不当农民只能当民工，民工白天忙在工地上，晚上睡在工棚里，不少人每天劳动超过八小时，也无双休日和节假日。但即使这样，人也不可能是除了干活就是睡觉，我曾向一工头询问民工们的业余生活。“嘿，只要一有空他们就钻进了录像厅，要么在地摊上买份小报，弄本金庸、琼瑶什么的翻翻，再就是挖坑，有时也在街边上花一元钱唱首卡拉OK。过去城里人下乡入乡随俗，而今乡下人进城就得丢掉乡俗。陕北的后生再憋再闷，也不会在塔吊下唱信天游，在工地上扭秧歌舞。有本事去歌舞厅、夜总会唱去跳去，还有人给你钱。”进了城的乡下人知道自己很土，很怕城里人烦他们。
城里的生活很精彩，城里的生活也很无奈。上网、钓鱼、泡吧、蹦迪，这些年头又兴起了情人节、圣诞节。民工们体会不到这其中的乐趣。“金利来”几百元一条，“人头马”几千元一瓶，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减肥、丰乳、美容、壮阳，在民工看来这有些是“天方夜谭”。这些充斥着媒体撩拨着人心的百货，同收入微薄的民工们的距离太大。他们无法领略皮尔卡丹穿在身上的妙处何在，更不知道坐上凯迪拉克之后是什么感受。虽说他们常年离乡离土，身在都市，但却很难融入到都市的文化之中。[3]
离了乡的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融入不了城市，城市里有艺术，但城市的艺术在高档的音乐厅里，在庄严的美术馆里，那是精英们出入的地方，和农民工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农民工成了被艺术遗忘的人。
现在旭日阳刚找到了他们表现艺术的地方，那就是地下街道和地铁之间的通道，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歌唱，偶尔还能得到旁人给予一点小费，还有在互联网上，他们竟一夜走红。但他们的走红能代表农民工们走进了艺术，取得了与精英们共同享受艺术的权利吗？还是他们的走红仍然只是代表了农民工的符号被追逐、被消费、被炒作，当这一符号被炒热，被带来了足够的利益和荣耀以后，农民工的概念将被淡化，甚至消失，他们又归于寂静，成为一群无声的人。
我们如何来持续的关注农民工乃至农民们的精神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的道德滑坡，社会行为缺少诚信，社会秩序得不到很好的维护，其中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空虚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而且中国曾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占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大部分，如果我们忽视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让其心灵处于荒漠的状态，整个国家就会出现许多的危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一问题。而要关注这一问题就要从根子上去关注，首先我们要清楚，农民们的传统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曾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生存的？现在他们为什么失去了这些传统？
四、农民们的传统文化和艺术
中国自古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大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社会形态以及以血缘地缘组成的乡土文化。这种乡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元性世俗文化，它重德、重礼、重义、重教，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人文主义，更是一种积极、理性、世俗、实用的处世哲学和伦理规范。这些传统文化的教义，它们之所以能够深入农民的生活，成为人们必备的生活指南，主要是通过生活中的各种民俗的庆典活动，各种民间艺术的精心制作，各种地方性戏剧的表演来传播的。如民俗活动中每年春节的家祭，不仅是一种祖先崇拜的迷信活动，实际上也是利用家族祖先的业绩和家史家风对后代进行家庭传统教育的一种活动。还有每年春节、清明及冬至举行的家族祭祖大礼，在祠堂中间挂着的家谱上，记录着家族流源、世系及重要人物的事迹，要求族人记住自己家族的历史，并张贴族规，对族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如遵纪守法、各务本业、清白做人等。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宣扬都是儒家文化中所体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观。另外，无论是民间剪纸、民间歌曲、民间戏剧，除有娱乐和部分民俗方面的内容外，其所表现和所宣扬的也都无非是这样一些内容。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和传播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便逐步深入于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国人所具有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使那些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农民，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文化或什么是道家文化。但他们从小就知道要“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做人要讲“天理良心”，要“人穷志不穷”，要“童叟无欺”、“将心比心”等。而且也熟知“以德为本”、“以和为贵”，“讲理重义”、“勤俭持家”、“洁身自好”，“自强不息”，“重义轻利”、“待人以诚”、“推己及人”等古训。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这些民间的教育渠道渗入民众生活，流为民俗，上升到民族意识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4]
现代化的发展解构了中国乡土文化的原有结构，整个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按人类学的观点，社会的变迁往往是从城市，从精英开始的，而在农村底层的农民生活中，社会变迁的流速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在城市，许多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艺术都已经消失，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乡土的社会结构还保存着许多这样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艺术。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的破四旧，反对封建文化，还有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的中国乡村文化已是一片虚无。所以国家提出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东西提出来保护，就说明其已经在消失，更何况还安上了“遗产”两个字。
五、农民艺术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几年前我曾在陕北地区做考察，当地的安塞县是中外著名的剪纸之乡、腰鼓之乡、民歌之乡，但当我住进当地一个著名的剪纸能手家的窑洞时，发现在她家的墙上和窗户上竟然看不到一张她自己剪的剪纸画，倒是四处都贴满了明星照。她说她觉得自己的剪纸，“丑死了，一点也不好看。”而这些买的明星照又真实，又漂亮。她之所以还在不停的剪，那是因为城里人和外国人喜欢，她的剪纸常放在文化馆出售，虽说不一定卖得了很多钱，但就因为她能卖剪纸，还能卖自己画的农民画，所以她是村里的首富。我们问她，其他人家里在平常或年节期间贴剪纸吗？她笑着说，现在哪有人家还时兴那东西。“那么以前贴吗？”“贴，那时候村里什么画都买不到，剪点剪纸画贴在窗户上、墙上，花花绿绿的，觉得可好看了。”“过年时家家都贴剪纸，谁家不讲究布置，谁家就会被人瞧不起。所以，即使是孤身老汉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妇索取几张剪纸贴在窗上。谁家不贴窗花，就会被众人骂为‘瞎眼窗’，是不吉利的。”
当地的另一位剪纸能手曾讲了一段这样的故事：在文革初期，说农民自己剪的剪纸是“四旧”不能贴，但她早早就把窗花剪好，大年三十都活贴到窗格上。初一早上，让娃在院里看人，如村里好事的人来了，就赶紧取下来，人走了再贴上。她说：“古人给传下这么个乡俗，过年么，贴得花花绿绿，多好看，也图个吉利”。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也没能把这贴剪纸画的风俗破掉，而现在虽然不再有人禁止贴剪纸画了，但农民们却不再贴它和喜欢它了。看来现代化的入侵已迅速改变了当地人的审美观念，就连这么偏僻的村庄也不例外。
在我们住的剪纸能手的窑洞里有一台很大的彩色电视机，她告诉我，这村里虽然很贫穷，每户人家的年平均收入才五千元，尽管如此，每家还是几乎都有电视机，电视机似乎已成了每家必不可少的物品，它是山里人了解外面信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工具。有了电视机，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人平衡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人也许连西安都没有到过，但通过电视，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看到了繁华城市中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贫困的乡村生活有多么大的距离。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寒酸和落后，同时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颠覆，以前认为是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前认为“可好看”的剪纸画被迷人的明星照所取代了，以前曾把他们迷恋得要死要活的山歌——信天游，也被现代流行歌曲所代替了。他们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在这羞愧中，也从此否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审美习俗，认为那是一种落后和简陋，他们要奋起追求和城里人一样的时尚，一样的漂亮。[5]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农民们不再喜欢自己的传统艺术，当然他们仍然会做这些传统的艺术，因为城里人喜欢，外国人喜欢，可以作为商品换钱。传统的农民艺术是不卖钱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那不是艺术而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当这些生活品和文化品成为了可以卖钱的艺术时，它们就不再和农民有血缘般的关系了，因为它不再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商品的一部分。所以农民们失去了这些艺术，之所以说他们失去了这些艺术，是因为他们不再热爱和欣赏这些艺术。
有关他们的业余生活，当时西部课题组的张新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进步了的时代给农村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农民们一年花在地里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天。闲下来的时候，妇女们耍花子（一种农村里常见的赌博游戏），男人们打麻将，挖坑（一种从城里传到乡下的赌博游戏）。天气好时，便去镇上逛逛，那里有舞厅、发廊、游戏厅、还有录像厅，上演些武打枪战什么的。逢上集市庙会就有好戏看了，一些草台班子，挑灯搭台，公然上演脱衣舞。还有某些县乡搞起了‘六合彩’。”[6]
通过这些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是进了城的农民工精神找不到支柱，就是在乡村的农民们的精神也是一片荒芜。于是，我们就知道时代在呼唤农民们自己的艺术，农民们应该重新成为自己艺术的主人。艺术不仅是一种娱乐，还应该是一个精神世界，一种文化的表达权利，一套文化的表达系统。当人们失去了这样的精神世界，就会失去生活的价值与目标。其实不仅是农民，整个中华民族都在面临这一问题。所有的毒奶粉、毒生姜、毒大米，还有许多的假冒伪劣商品等，都是来自人们的心灵的荒芜和精神所受到的毒害。而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又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大众群体，所以对他们的关心尤为重要。
我考察西部农村时，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刚刚启动，不知道现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改变了这种状况，是否能重新唤起农民们对自己艺术的热爱。
六、 旭日阳刚们能在城市中建立起新的农民工艺术吗？
在城市的农民工们失去了他们传统的艺术，成为了艺术的边缘人。也许现在的互联网，还有新生代的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能改变这一现状，让他们能取得新的话语权，在城市的空间中，寻找到一块能表达自己艺术，能宣泄自己内心的一席之地。
农民工版的《春天里》，重要的不是两位农民歌手的走红，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我们要关注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和生活在乡村里的农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他们的精神生活。
我在网上看到，现在有不少的人，自愿免费为农民工写歌，但即使是这样，如果自己不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写出来的仍然不是农民工自己的歌。
其实，以后或许不再会有农民工，他们能在城市里安扎下来，成为现代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他们表演的农民艺术成为城市居民与他们共同分享的精神体验，因为他们以往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美好记忆的一部分。而且，不仅是农民工，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有表达自己理想和希望的艺术，我们的民族需要丰满的精神世界，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爱，需要在心灵植满绿洲。一个心灵荒芜的民族是可怕和没有前途的，愿艺术能拯救我们，能带领我们走出心灵的荒芜。
注释：
[1]http://baike.baidu.com/view/4037107.htm
[2]同[1]。
[3]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4]同[3]，第199页。
[5]同[3]。
[6]同[3]，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