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认识古希腊文化，因为那里有高深的数学、几何学，还有早期的地理学，对希腊文化的重新认识，也是文艺复兴的开始。人们丢弃繁复的文献和宗教生活中的想象，直接感受真实的客观世界，这就是当时欧洲人的革命。正是这样的革命开始发展出了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社会学等学科，也发掘出了走出书斋感受真实生活，走下神坛，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人本主义精神。
对于人是怎样在感受世界的，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认为：“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获得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广阔的实在之中，而且还可以说，它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在有机的反应和人的应对之间有着不容抹杀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外界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他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①也就是说“人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面对面地面对实在，它不可能是面对面的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②我们读的圣贤书越多，研究的西方理论越丰富，我们的符号之网就会编织得越牢固和越精致。但它却容易远离客观的现实，它所说的和所滋长的思想都不是自己的，都不是原创的，都是人云所云的。这使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话“绝圣弃智”,这个意思并不是让人们抛弃智慧和圣贤的书，而是要人们从繁杂的符号中走出来，直接面对事实，面对自然的物理世界，从中做出自己本能的反应。
如今在我们的写作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引用大量的文献，以至于许多人，看一篇文章和一本书是否有质量就是看引用文献的多少。文献当然重要，但还有什么比思想更重要？我们引用了很多的文献，说了很多别人说过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书，这样的文章又有何用？孔子、老子在他们的《论语》和《道德经》中就没有引用什么文献，难道说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思想就没有了价值？
最近我在看一本美国人丹尼尔·J·布尔斯廷写的书，书名叫《发现者》。书中写道：“当欧洲人满怀热诚和希望扬帆出海时，困守大陆的中国人却正在封锁它的边界。它自囿于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长城内，避免触及意外之事。”“中国人对无人居住和人迹不到之地毫无兴趣。至公元二世纪以来，儒家正统学术又加强了他们的内向性。儒生又何必注意外部世界的形态呢？”“他们感觉不到有什么推动力，要寻找海路到国外或未知领域的地区。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是却使自己注定成为被发现者。”③这是书中对中国人的评价。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对人类具有重要贡献的发明与创造，但为什么在近代没有？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发现宇宙的运转规律，发现物种的起源，发现史前的文化，由此而产生了近代科学、哲学、艺术的发展时，我们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又提出了什么有创见的思想?没有，近一、两百年，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在地理大发现中，我们没有成为发现者，而注定成为了被发现者？
丹尼尔·J·布尔斯廷认为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内向型造成的，他的评价对吗？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但这种圣贤书又源自何处？这些圣贤书的思想最早又是从哪里来的？“圣贤书”、“八股文章”阻隔了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现在，除了中国的“圣贤书”，又加上了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