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就会发现这些庄稼的基因防线中的弱点，而我们的人造基因库对此无能为力。
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的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使下一个“奇迹作物”能够躲过面前的“奇迹凶犯”，而同时又为更大量的人口生产更高产的粮食。但是，时不时的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这是那些娇生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
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植物学家必须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比如，咖啡的多样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玉米的多样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形和气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破坏。
不幸的是，我们地球文明急速增长的人口对土地、木材和各式各样资源的要求都如此贪婪，许多社区迅速侵害了所有的多样性中心，甚至一些最偏远的中心。事实告诉我们，避免动植物灭绝的一种办法是保留足够的遗传品种来成功地适应环境改变。如果它的遗传多样性减低，那么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对增加了，有时会超过一个限度，结果一个品种就会无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运。其实，在农业史大部分时期，遗传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在粮食的野生亲属中间找到，还可以在在所谓的农田种族或称原始栽培变种中找到。这些植物在遗传上与全球农业系统中使用的粮食作物有关联，是较原始的农业系统中开发出来的。它们既非生长在山谷中未经耕种的野生亲戚，又不象它们现代的杂交表兄弟那么精微高雅，然而它们却含有比先进的繁殖育种系统大得多的遗传多样性。不幸的是，许多农田种族由于现代高产品种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年，在印度马拉斯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结论说，不幸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于高产品种的蔓延而丧失了他们传统的农田族类，从而增加了遗传单一性。
以上笔者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说明农植物的遗传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一些文化生态中的传统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那中人工培植的高产品种，把一些尚未被现代化侵染的原始文化看成是生长在偏远高山中植物多样性中心的野生植物，把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传统文化看成是传统的农田族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许这些例子并不恰当，但笔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植物的健康生长需要多样性的遗传基因，同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西方文化和体制为楷模，努力完成对世界观与经验的完全重建，以及全新的整合、改变或革除原有的体制与传统，进行新形象的集体探索，美国人类学家基辛认为，这种努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这种形象与转变要成为可能，则就会失去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不只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除却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源源不绝的代价。[1]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在生物界有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