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问题时，还特别提到民族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其提法也极富启发意义。他说：
“我们中国的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和西方文化融合？能不能交流，能不能融合？这是我们下一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子在哪里呢？我又回到五十年前总理告诉我们的话，要通过艺术接触不同的民族，沟通不同的文化传统。那时讲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小的、国家的范围。这里涉及我们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最容易使得其他国家理解我们的文化的，懂得我们的文化，知道我们的文化可以通到西方的文化中去，为世界的文化发展做贡献，就是要通过艺术这条路子，这是一条最好的路子。”[6]
将民族问题与艺术问题联系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从费老那里听到。艺术在社会发展中有独特的作用，她甚至会影响到政治。艺术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扬方面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按照费老的设想，这方面一定会大有可为。在中国古代，就有“乐以和人”的思想，艺术可以超越语言。这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民族问题与农村问题，可以说是费老学问的两翼。他说过：“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7] 但费老关于民族问题的精彩思想，似乎被农村问题的研究大量成果所掩盖。因为《江村经济》，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两翼之中的一翼，似乎就有所遮蔽。费老之所以走上研究“江村”的道路，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费老这样写道：
　 当时去英国必须坐轮船。我记得我坐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船叫白公爵号。从上海到意大利上岸要走好几个星期。我呆得无聊，就把手边的调查材料拿出来，编成了一本稿子。到了英国进伦敦经济学院报到。人类学系有一位副教授，名叫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他担任作我的导师，我告诉他打算把《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底稿，同时又讲到了手边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调查初稿；他了解了两篇的内容之后，建议我以后者为基础写我的论文。不久，马利诺斯基(Malinowski)教授从美国回来，把我调到他自己手上来指导。经过两年，我写出了一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作为博士论文，得到了学位。[8]
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1901～2002)是20世纪人类学的名人,被称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之父、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为什么弗思希望费孝通先生以江村为博士论文题目？这并不是他的个人偏好，而是当时人类学正发生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研究现实社会。中国当时的农民和农村问题进入西方社会人类学家的视野，这后来竟决定了费老一生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本来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西学”对费老思想的影响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探讨。
我们知道，费老早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受两个西方人的影响，这就是1932年和1935年来燕京大学讲学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和英国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老师就是俄国人史禄国。费老说过， Park有两层，从Symbiosis（共生）到Consensus（共识），共识就是language　communication（语言交流），人类学的开始。我通过费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那次讲话，觉得费老认为，实际上“共识”，不单纯是文字语言交流，艺术也是一种语言交流。费老晚年想发掘这方面的东西。费老的这个思想，是非常超前的。有些我们还跟不上，有些我们能理解，但缺乏研究的能力。因为要有许多基础的训练。
第二片花瓣。小城镇问题。
我第一次听费老讲小城镇问题，是2001年在西安的止园饭店。陕西召开西部大开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