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留给我们的玫瑰花瓣
——费孝通先生诞辰百年的怀念
任大援
费老离开我们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不能让人忘怀。从费老的外貌看，温文儒雅，给人很闲适的感觉，但从他的成果看，20卷的文集，可谓煌煌巨著。费老的一生有20年不能研究和写作，所以如果不是超常的勤奋，绝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成果，即使是七、八十岁以后，他的成果也接连不断，创新思想层出不穷。我以前把费老看作一位天才，后来读费老《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发现他在其中引用了英国学者蔼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1] 当然，费老在这段引文的最后，强调的是他在学术的生涯中所体会到实现理想的快慰，但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了费老一生所付出的艰辛。在费老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这种艰辛的描写，而是充满了乐观，实际上，这正体现了他的伟大人格。我相信，即使费老是一位天才，他所付出的艰辛，也超出常人的想象。
我与费老直接接触很少，除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书，他的著作我读的不多，因为不是学习社会学出身，甚至连他的名著《江村经济》，也是他的秘书张荣华先生送我之后才得以拜读的。所以我对费老的回忆，对他双脚踏过的地方所盛开的那些美丽的玫瑰，我只能拾得几片花瓣，有些是所见所得，有些是读书所感，作为费老诞辰百年的缅怀。
第一片花瓣。民族问题与艺术的作用。
第一次见到费老，大概是2000年夏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恭王府旧址听费老的报告，费老关于民族问题与艺术的关系的说法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费老详细描述了当时他们到西南的情景：
“五十年前，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我参加了。当时，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步，这个访问团的目的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民族工作。总理认为，接触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来接触，为此，当时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我不懂文艺，但职务却是文工团的团长。总理的想法很远大，他是想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而加强凝聚力进门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所以，我们少数民族访问团首先组织的就是文工团。……我同艺术接触以后，就觉得总理的看法很重要，我们通过艺术这条路接通和各个民族的关系，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2]
1950年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是周总理批准的，费老是副团长，以后一直到1956年，费老的工作都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建国后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史》，是费老所写，建国后中国高等院校第一堂中国民族史的课，也是费老在中央民院开的，可惜当时的讲稿已经找不到。80年代末，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人以为是费老晚年的思想，实际上，费老很早就思考和探讨中华民族的结构模式问题。30年代，费老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 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这复杂的结构起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数千年文化特质自身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传播，才形成现有的状态。”[3] 当费老在1988年在香港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演，我以为还有现实的一层意义，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格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如费老所说，“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西方看不起东方，这都是不对的。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4] 费老在此前曾提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 的思想，和费老对中华民族的观察，是有渊源关系的。费老在提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