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也是“墙门人家”，是开米行的，当时，这些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经营产业。
那时，我的祖母是个寡妇，又没有多少文化，管教不了我的大伯，最后他在外面闯了许多祸，，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家里被大家砸了。我的父亲因为到了外祖父家，所以安然无恙。由于我的父亲从很早就跟着外祖父母生活，所以我的母亲在家里地位很高。
我外祖父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他很早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慈禧太后做寿时，加了一次考试叫恩榜，那年，他中了举人，到镇上当学官，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的教育厅长，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极愿意接受洋学。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放弃了清朝官员的位置，而应聘到上海祖界当了一名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商务印书馆编的《辞海》的编辑者中还有他的名字。另外，他愿意接受洋学也表现在他对孩子的培养上，如他将一个儿子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我的这位舅舅是清华送到美国留学的第一届学生，和胡适是同班的同学，后来成为洋行的经理。国民政府成立后，我的大舅舅在北京做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的秘书长职务的官员，名叫杨千里，他以书法出名，其书法是从小在家里学习的。我的妈妈被送到上海的务本女校。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之一。
父亲考上了最后一届秀才，从那以后中国取消了科举制，后来吴江县将他送到去日本留学，学教育，他不懂日文，日本当局请了懂中文的教师给他上课，由于日本在文字上可以和中文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和日本人可以用笔交谈，甚至可以对着下象棋。
我父亲回来后办了吴江中学，随后，南通的张骞请我父亲去教书，这时我出生了，作为纪念，在我的名字中用了“通”这个字。在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这段历史上，我的家庭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中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方面的代表。
我出生时，家是在吴江县的松林镇，那是县衙门的所在地，我妈妈比较新潮，在那里创办了一个蒙养院（幼儿园），我的教育是从蒙养院开始的，那是一种较西式的幼儿教育方式。从太平天国开始，我们费家中落了，但在我妈妈家的帮助下，又开始发展，并走向了西方学习的道路，在我们家，妈妈起的作用很大，她对我们的影响比父亲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传统来自于我的外祖父家。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新法教育，1920年10岁时小学毕业离开吴江到苏州。我外父家很早已搬到苏州了，在苏州办起一个织布厂，是家庭纺织业，叫振丰织布厂，在十全街七十二号，这条街直到现在还在，但房子已没有。从吴江去苏州是坐船去的，在路上要整整一天。
到苏州后，我到振华女校上学，当时上女校，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多病，这个学校是妈妈的朋友开办的，她叫王季玉，是美国留学生。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文，是由王季玉亲自指教的，那是一个私立学校，是按照教会学校的方式开办的。关于小学的事情我写过好几篇文章：《爱的教育》、《一封没有折的信》，都在我的文集中。
在振华女校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到东吴大学第一附中上学，我的童年就到这里为止，我到现在还感觉到，我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个桥梁，我的国学根底较差，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没有传下来。外祖父家，大舅舅的国学基础较好，书法、文字都很好，我有十几个舅舅，其中一个舅舅留学后，在美国的好莱坞画动画片，是中国的第一个动画专家，叫杨左匋，最小的舅舅是建筑设计师，叫杨锡缪，上海的好几个歌舞厅都是他设计的，解放后到北京来参加十大建筑的设计，他们都是艺术家。
方：先生好像对艺术也很有兴趣，是不是和这种遗传有关系？
费：我的天资在艺术上也很不错，我有这个基因，但后来没有发展，在小学和中学喜欢写文章，在初中时，曾有文章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上，当时看到自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