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生活
——费孝通访谈录
方：不少人都想知道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过，我想它一定与您的早年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吧？
费：我一生中的最大的目标是了解中国，改造中国，将自己的学术还之于民。虽然我为此奋斗了一辈子，但总的说来我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得还不够，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是理解清楚了。我从20岁开始到北京来读书，那是我一生变化的界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以研究人文世界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方向。
方：先生所理解的人文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它和我们个人之间以及文化的创造有什么样的关系？
费：我对人文世界的理解是，人出生以后就生活在人文世界中，这个世界不是个人造出来的，是前人留下来的遗产，个人通过学习，在人文世界里生活。人本来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思想方式和认识事物的方式都是前人给予的，是向前人学习而来的。孔子曰：“学而习之”，学习就是模仿别人已定下的办法。新的文化是存在于学习之中的，是在学习中产生、变化的，有时学不像，有时有新的改变和创造，从而改变了以前的模式。文化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在向前人的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我现在认识到，我一生所研究的内容就是：人是怎么学习的？中国人是怎样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发展的？
作为个人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历史，个人是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化的，我自己也在学习中不断产生变化，学不像又创造了新的东西，文化就改变了，就像文化有不同的模式一样，个人的学习也可以有新的选择。
方：先生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亲眼目睹了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您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苦难的中国，也许正是如此，才使您产生了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学术目标。
费：我一生都处在中国文化激烈的变化中间。大约有五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是关门自守的。五百年前，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中国文化抗衡的西方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的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我的家族就是最早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家族之一，而我自己也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要了解自己的一生，首先要从客观的历史来了解它，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可能性供选择，但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就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要走的路。
我是1910年出生的，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是辛亥年，就是这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国民党政府。我童年的教育主要是来自父母，对一个人来说，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从家庭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长的出发点。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祖母姓周，童年时，她的家人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被冲散了，她成了孤儿，被我的曾祖父母收养，许配给我的祖父当童养媳。在这里我要表达的是，从我祖母一代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动乱的波及。
祖母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我的祖父家是同里镇的一个“墙门人家”。所谓的“墙门人家”，就是家里有讲究的院门，这种人家，一般都属于有地位的士绅人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时的同里镇的许多士绅家庭都往来很密切，我的祖父有个好朋友姓杨，名敦颐，他们经常在一起。祖父死后，他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外祖父。可是不久我的祖父病逝了，外祖父发现，由于祖父死后，家里没有父亲管教，我的大伯在外面横行霸道，他怕影响我的父亲正常成长，于是就告诉我祖母，他要将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女婿带到家中去亲自培养。他是一个研究文字学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