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和艺术史研究来说，显然具有鲜明的“重构”或“解构”意味。于是，随着艺术人类学学科的不断成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艺术人类学研究既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弱化学术研究中因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滋生的某种欧洲历史中心主义或东方历史中心主义的偏见，又能有效地克服学术知识生产中那种由偏狭的学科分类体制所带来的学术偏见。在这方面，今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尽管也像其它学科一样会遭遇到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知识论的合围或夹击，但比起别的学科来，由于艺术人类学在学科本性上真正具有跨时空、跨学科的某些优越性，这就使得它在承受古典式的、现代式的和后现代式的知识论框架的洗礼，面对三者之间的交融作用而必然会出现的理论矛盾和知识缝隙时，可能会有更好的包容、通贯、吸收的能力和自我造血的机能。所以，艺术人类学并不只是研究艺术问题的某种新方法和新时尚，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一场渴望取得艺术研究的世界性对话能力、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具体的研究者或许会经受着因价值观的变换和缓冲所带来的各种眩晕甚至阵痛，但也恰恰说明了这场新的知识生产运动的艰难和意义。
其三，由于艺术人类学研究始终扎根于人类学的学术立场、文化背景、知识背景和技术性手段，所以，通过对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思维材料和学术精神的充分借鉴、吸收和扬弃，使得以艺术人类学的眼光看待人类艺术的方式，很有可能成为最有效地走进艺术世界的独特方式。的确，艺术作为特殊的事物，艺术世界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某种特殊的存在，人们要想真正了解艺术，走近艺术，就得循着艺术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方式和活动图景来了解艺术的蕴含。在这方面，艺术人类学也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现代人往往在史前艺术和现代原始艺术的内在含义问题上感到为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史前艺术本身在总体上往往以图像的方式而不是语符的方式存在，令现代人难以把握到它的奥妙，另一方面，现代人在面对这种独特的艺术存在形态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审美文化趣味的导引，其结果往往并没有走近这样的艺术世界，有的甚至流于猎奇的境地。艺术人类学在这些方面却大有用武之地。对此，似可作这样的解释：既然史前艺术主要是以图像的方式表达世界，史前人类通过独特的艺术行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独特的表达关系，那么，我们要理解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关系和艺术性行为，也只有依靠某种独特的方式走近它们。这意思是说，我们与史前艺术和现代原始艺术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图像式或文物式的交流，这显然是极具本源性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方式中展开理解、领会、阐释和新的表达活动，自然也就需要一些独特的先决条件，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有关交流对象的背景知识，二是建立有效的交流对话情境，三是合理的艺术阐释方式和手段。不难看出，理想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在这些先决条件上均能做到应对自如，因而在史前艺术和现代原始艺术的内在含义上，有可能窥破许许多多被时间和历史封存起来的极富奥秘性的东西。进一步地说，艺术人类学在对艺术世界的实际研究中，是以人类学的背景性支持，通过诸多颇具知识性、形象性、直觉性和当下性的读解方式，对史前艺术和现代原始艺术作出独特的理解、领会、感悟和阐释的。这样的读解方式自然是极富现场感和交流性的，它既能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面对的艺术世界中去，对这个世界中所潜藏着的人与社会、文化、自然和自我的表达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又能真切地把握到这个艺术世界得以运行的活动场景、内在动力、图像含义乃至于人的存在境况。一句话，由于艺术人类学能以确切的背景性知识和合乎情理的读解方式对待艺术，所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