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
【作者】何明洪颖
【内容提要】从研究对象之被确定的“生成”维度来看，艺术人类学研究实践中的对象应是“两种文化‘相遇'后认定为艺术的文化事象”，其呈现为日常生活化的、仪式中的、为展演的三种存在样态。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取向与研究立场在于：将在一定社会/群体中被认定为艺术的文化事象置于一个特化的内部机制中来讨论其外部关系网络，确定该艺术活动对其文化语境的具体索引性，以及其文化语境对艺术活动的框束性，从而展开对艺术—文化—人之间多种关联性的探讨。在既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客观存在研究方法的反生态性、碎片化、标签化。创建艺术人类学的关键环节是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的有效践行，而“观察—体验”应是与学科对象特点相适应的田野作业方法论原则。
从相对明晰的研究对象角度加以衡量，文化人类学者早在19世纪末期就涉足对艺术的研究，但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经历了太长的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时期，严格说来，其“学科化”塑形尚未完成。
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艺术现象——就现有的大量研究实绩而言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艺术”——进行意义和价值的阐释，这是已有研究中体现出的一个共性特征，但在诸多的艺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簇拥下，何以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却始终滞后?这其中就涉及到关乎学科自律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学科对象
对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艺术”——的把握与理解的差异性是阻碍人类学者进入该领域的症结所在。
从发生学角度看，尽管学界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但关于艺术这一文化形态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认识却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历了西方学院知识体系梳理建构后，“艺术”以庞大、思辨的美学理论和专门化的技巧体系为支撑，成为一类特殊的、逸出日常生活、超越大众并带有特权意味的文化现象。在学科自足的发展过程中，艺术不但在大众视野和认知中被神圣化、神秘化，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与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知识壁垒，专业知识隔阂成为人类学者在问津艺术现象时面对的直接困难。人类学家们之所以没能成功建立起一门真正的艺术人类学，与其自身对艺术所怀抱有的一种过于尊崇乃至敬畏的预置态度有着深刻的关联①。而这就不能不转向了对“艺术为何”的追问。文化人类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已经正确地指出了“审美”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对均质化的艺术本质论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但受到西方知识谱系中的“艺术”话语霸权熏陶而致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呈现的认可仅限于非西方（小型）社会的艺术现象——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为前提来揭示其“艺术”与社会生活、与群体大众的密切相关状态，而对当下艺术泛化的趋势大多保持缄默。更进一步来看，脱胎于西方知识谱系并被广为转录运用的关于“艺术”的话语的普遍适用性亦是值得进行深究的一个问题：在这套话语下，非西方社会中的被指认为艺术的那些文化现象自身的特质是否会被遮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能够从中真正解析出与西方艺术理论相对应的一些因素?
亲历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已然认识到西方艺术话语在各各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不可通约性。相应地，研究者们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长期存在但尚未被明确指斥的学术困境：依据研究者所携带的文化标准来认定并进入其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艺术”事象，倘若在其所生发、植根的社区群体中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