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观念，将考察、反思和研讨的对象，扩展至从《亚鲁王》到“元宇宙”的更大整体。那样的话， 无论古老苗疆还是多彩贵州，就都不再只是夹缝里的走廊通道或供观赏的舞台展厅，而将呈现其应有的世界风貌。
 
王小梅（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馆长）：
 
我想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说起，阐述一路走过来的人生积累，从走出国门到走回故土。我先从贵州日报走出来、去留学、去做义工、去接触人类学，到研究蜡染、研究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非遗”不应该笼统地去概括看不见的文化，不应该泛泛开展商业、旅游和文创，更应该去研究文化。所以想到建立博物馆，希望可以在有完整博物馆系统的支持下去解读蜡染图案。其次就是去创建人类学协会的意义。
我赞同徐新建老师说的，藏品本身应该回归生活，结合到人类生活的空间里去研究、去解读。总结当下博物馆的口述转化工作、研学活动、交流展览等基础工作，我认为“没有研究的博物馆就不是好的博物馆”。
 
索晓霞（贵州社科院副院长）：
 
今天工作坊将“在地化”和“去地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两端放在一起讨论， 对如何研究地方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地化＂强调研究地方文化不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二手资料上，要接地气，要深入了解地方鲜活的生活世界，‘深入了解地方人们的生活逻辑，深入了解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所指和价值理想，既要了解“是什么＂，更要追问“为什么＂。没有对地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在地化＂不能划地为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还必须要“去地方”，即去除地方性视野，破掉地方性的边界。当我们对地方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和特殊性把握时，还需打破地方边界和时空限制，用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人类的大视野来评估和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超地方的价值和意义，地方和非地方才有关联，族群和人类才有关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判断才成立。
强调 “在地化＂和“去地方＂作为研究地方文化的二元一体，有一定的针对性。地方学者往往具有“在地化＂的优势，不容易“去地方＂，外来学者容易“去地方＂而不易“在地化＂。因此，无论地方的还是外来的研究者，都应该在方法论上建立辩证的整体性思维，既要深入“在地化＂，也要清醒地“去地方＂，避免研究陷入单一性思维的局限。
 
李钢音（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大家谈到了“在地化”和“去地方”的问题。我想，它的最终呈现应该还是叙事，无论文学人类学、非遗传承和传播，都要在变迁的时代里找到一种讲述的方式。比如舞蹈是身体叙事，音乐是声音叙事，小梅的“蓝花叙事”，是以手工博物馆来传达她对贵州蜡染的情怀，是器物化的却能感染每一位访客的方式。
在政府层面，也是有一种让贵州文化“去地方”，走向世界的情怀。政府对传承文化作出努力，但其实是无法让文化回到过去的。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在和历史抢时间。这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叙事，要用我们的叙事来传达“他们”的叙事。
我由于项目的关系，曾经采访了贵州省4批50几位传承人，并认识到采访工作是文学的，也是人类学的。在田野访谈中与非遗传承人接触，一定是要放下学者架子，才能有共情和感悟。
我见到小馆书架上有一本徐教授的《从文学到文化》，这个书名见证了他的文化和学术履迹。今天听了王小梅对他的访谈，也感受到贵州学人从贵州而人类、又从人类观贵州的人生与思想的视野。他们应是两代学人，却犹如一种传承，都在上下求索关于这块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