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天所行走的都是一样的道路，如果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现行模式，尤其是文化观念，而这正是人类学所研究的领域。
 
（二）人类学学者对文化差异性的解读
今天人类社会所遇到的困境都是工业化和现代性所带来的，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在于“全球化”（globalize）。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现代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世界人口的全球大循环（via mass transit），信息量的爆炸性大融汇，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开始打磨掉自己不同的地方特色，向着“全球村”的思路看齐。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撼动了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这种新的互动关系导引出了地方性知识的世界观与全球性知识的世界观的概念，而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冲突恰是引发后现代思维的契机和它将试图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建立在对现代化消除文化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特别对那种声言其为全人类或总体性（totalizing）之类的笼统课题提出疑义。认为那种笼统地动辄倡言“总体理论”“全人类性”“权威”和“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ly recognized）的大话和思维观是最值得质询的。
后现代主义在挑战自启蒙运动以来认为的真理是可寻的、单一性的、普遍性的和显现性的既定思想，但其目的并不是要摧毁它们，而是对其知识和理论构成的所谓自然性、天赋性和普遍性进行考诘。其目的是要告诉人们：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在跨越其科目时以及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富有变异性的阐释现象。在这种观点和认识下，我们意识到未来的研究和发展趋势必然要从笼统宏观（global）回到“地方性”（local）的立场，也就是人类学的立场，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就是研究不同地域和群体的文化知识，这种对地方性的强调，也就是对大叙述的反叛。
这种研究在于去阐释和把握其他本体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非常依靠主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其是一门阐释意义的学问，即为科学性的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发现行为内在相互联系的意义，做出更好的解释，甚至提出预测。这也就是我们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后农业文明这一预测的可能性。
进而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学不仅关心文化的多样性，还关心镶嵌在这些文化语境中的多种经验和多种体验，这正是现代科学解释体系中所缺少的，因为科学解释不能臆测在自然现象背后的意识、道德实体，他们靠抽象的术语、一般法则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类型。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说，在较广的范围里艺术和宗教两者都有能发现的社会、道德成分，神话使世界戏剧化，而科学则分析它。文化在前工业社会里是依靠宗教及艺术来显现的，而宗教、仪式和艺术的早期存在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
文学艺术在前农业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当时人文世界的锻造者，无论是神话还是宗教仪式都离不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隐喻大师……是智慧的象征”，当时的艺术不仅与快感或美有关，而且与“感官认识”有关。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人类几乎是通过感官直接认识世界和创建自己的人文世界。但今天的人类不仅变成了理论人，还变成了技术人，正是这样的人类造成了今日情感世界的干枯，经验世界的单一，生态环境的危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一个后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就是希望在高科技的世界中能重新恢复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人类多元的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传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