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化性与生物性彼此交织，但它们经历的却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过程传递：学习和基因遗传。一个人群会通过代际之间的遗传变化发生生物学上的演变。但相比之下，文化不依赖代际变化，也不靠任何生物变化，因此它的变化更快。
一般来说生物适应只限于人群固有的基因：除非人群出现了具有生物化学成分的免疫反应，或出现自发的突变，否则我们是不会进化出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的。相比之下，文化适应似乎不受限制：你永远不会知道人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而且文化变迁与生物变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变迁还可从相反的方向传递，从后代传给父母（如当代互联网的使用方式等）。文化让人类在群体迁移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了解新的情境。文化促进密切的社会互动，促成创新事物首先在群体内部采纳，继而向周边群体传播的过程。成功的学习有着生物性后果：学习、利用文化的个体更易存活，繁育后代。也就是说，生物适应无法蓄意为之，直接实现。文化适应可以蓄意为之，直接实现。
另外，人类学强调生物性、文化和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系统关系，即反馈互动网络，人类学家提出生物—文化性问题是为了跳出西方哲学“身心分离”“文化与自然”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许多其他文化都没有这类截然对立，这可以解释人类学家为何也不会将这二者对立：他们从自己研究的人群中学会了其他思维方式。
由此也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研究虽然缘起于西方，但由于其研究的对象大都是非西方文化，因此更能从多元的角度去记录和理解不同文明与自然以及自身心理相处的方式。今天的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中心的文化观念所导致的，要改变这一文化观念我们必须到更多的文化群体中去寻找新的智慧。
在人类学学者看来，人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期之后，任何社会都会通过其行为与观念极大地改变当地环境和生态体系，对这种人与自然状况最贴切的叫法就是社会—自然系统。社会—自然系统指的是一个实践某种文化的人群与自己创造的“自然”的相互适应。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生物性或生理环境是如何塑造其文化即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同时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人类生物性与环境的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者常常思考的问题，在思考中认识到进化既是生物适应，也是文化适应的结果，相互之间各有利弊。它们之间虽然紧密联系，但有不同的适应进程，在速度、发展方向，以及变迁的意识性上都有所差异。也因此可以说不同群种的进化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一样，是有差序的，这种差序的未来未必只朝一个方向，有可能另一个后发展的文明可以与最先进的科技直接结合走出另一条更适应人类发展的模式，这就是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人类群体具有自己的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不会一成不变，它是人类互动的结果，就如漩涡结构是由水分子的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因此，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规范了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反过来，我们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结构。有时候人类行为并不会创造新的社会结构，而是会增强或修改已有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后工业文明和后农业文明就是如此，后工业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反思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而后农业文明则是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反思结合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而产生的另一种发展形态。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考是建立在当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遇到瓶颈的基础上的，博德利曾指出，美国人今天消费的能量是他们一个世纪前的30倍。美国消费者生活方式所耗的大部分能量，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所以消费文化（实则是过度消费文此）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实不仅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