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手工艺这一案例可以说间接回答了中国民族艺术学研究的大核心问题，即民族文化身份、中华文明有机构成、理论对特定范畴的实践价值。手工艺是生产者的艺术，它出自民间，服务于民，将实用和审美融合于一体，带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传承传统手工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南大学方李莉教授以“在社会转型中重新定义民族艺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题，认为在人和物快速流动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去研究民族艺术，也不能用传统的范畴去框定民族艺术。第一，因为原有的语境空间的边界正在消失。第二，民族艺术品正在穿越不同的时空，成为行动者，不在是一个静态的无生命的物，而是一个有生命的行动者。第三，民族艺术品正在由物化走向符号化，物化和符号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转型。第四就是互联网增加了民族艺术的再传播预算表现的能力。面对着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打造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尝试用非定点的多点和线索研究，根据线索寻找它的不同的点，把这些点综合在一起来开展研究。她认为，我们打磨新的研究工具，不是为打磨而打磨，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改变了，我们不得不打磨新的研究工具，寻找新的方法论，以适应正在变化和转型的社会以及镶嵌在这一社会中的民族艺术。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在“寻找母亲的仪式——《白毛女》的审美人类学解读”的阐述中指出在当代的语境下、不同学科的发展条件下，认真的思考我们的新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是非常必要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是我们人类学科的优势，但在个案的具体研究上，如果缺乏理论关怀，就会难以做深入彻底的说明。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路径，是因为不同的理论问题所决定的，审美人类学和民族艺术学有交叉也有不同。审美人类学如果说和民族艺术学、艺术人类学有一些学科上的差异，应该是在美学层面。在更宏观更接近本体的一些问题的意义上来思考我们是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有没有一个中国审美现代性？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学世界美学界是有争论的，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是有不同于欧洲的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中国的审美现代性。要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确确实实需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相关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民族艺术学也是重要的方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学艺术作品中主角母亲功能的缺失进行深度解读，可能能够把握住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以“多样性指向民族艺术学的方法论创新”为题，认为从方法论而言，民族艺术学不应该理解为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简单叠加，它既不等同于艺术学也不完全等同民族学或人类学。多样性则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各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艺术的民族性是民族艺术学建构的基础。他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人文社科理论方法依托的根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的文化特性或者我们叫艺术的民族性的一个基本构成形式。在此而言民族艺术学与民族民间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策等等这些对象的多样性，都对理论方法提出了完善或者转型的诉求。学界以往可能接受来自于以及多年的某些研究的方式，但是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不单是传统的，同时也有现代交织的民族艺术，这实际上是对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发展、完善以及转型诉求。因而，艺术“多样性”既是民族艺术学立足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民族艺术学理论方法探索的重要指向。
 

 
  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以“《红楼梦》中戏剧设置的文学创意”为个案进行分析解读，指出《红楼梦》一书戏曲要素丰富多样，动态剧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