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多样和复杂的样貌出现。这种符号是由音节效果或者语音效果构成的，它们将语言系统推回到听觉产物的基础驱动控制中去。词语的选取和排序、重复、特定组合以及独立于语言交流功能之外而运作的声音，这些都构成了符号功能，这种符号功能能够为某种说法方式或者文本内容增加一些潜在的含义。在视觉语言中，构成符号的音节效果将系统推回到了视觉产物的基础驱动控制中去。色彩、视觉记号以及独立于图像或图标之外而运作的形式元素唤起了感知或情感，而此种机制则与这些感知或情感相关。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植根于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运用之中的的驱动力或者说身体冲动是如何引发形成多种或多重含义的。这种以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驱动或者冲动往往是贯穿于语言之中的。在创作实践中，生成文本元素或者语言的符号特性都反映着一种言说主体的变迁、彰显着一种游戏或取乐的能力，这种游戏或取乐的能力挣脱了符号规则所带来的一切限制。这种符号特性在表征代码（现象文本）与言说（或听觉、视觉）主体的碎片体或驱动体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关联机制。这种关联机制则预示着某种“先锋”的概念以及对先锋的反叛。由此，实践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对象征规则的接纳，同时也是对规则的反叛（从而对规则进行革新）（Kristeva 1986：29）。里昂·S·鲁迪耶兹（Leon S.Roudiez）曾指出，符号与象征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用两种不同的丝线织成的一块布料。那些由身体冲动或感知所织就的部分与语言的符号特性相关，通常也被称作“生成文本”。字母的某种组合方式以及某种发音（例如诗歌中的头韵法以及拟声法）等都是与词义本身无关的生成文本。那些产生于社会文化框架、语法以及其他一些规则制约下的语言元素则是一种象征特性，也被称作“现象文本”（Roudiez 1984：5）。与静态的织布相区别的是，语言具有流动性，且由于个体、社会乃至历史上对语言的运用使得语言不断发生着变迁。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一，语言必须要被言说或者被聆听、必须要被置于过程之中才能够具备含义，才能够对我们施加影响；第二，这种被置于过程之中的语言必须同我们的生理过程、情感与感知息息相关，它才能够具备含义并影响我们。当符号与象征不能充分的相互关联时，语言、交流乃至社会联结将失去意义与价值。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到，对于克里斯蒂娃的“作为物质过程的语言”的研究来说，“主体与实践”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创造性实践或者语言的运用，它们都包含有一种符号与象征之间的联结，一种语言与我们人生经验之间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