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7
费孝通特别指出,这个由“白马人问题”延伸而来的(民族文化)走廊处在“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既呈现着本土传统的“政治拉锯”特质,又体现了区域之间的关联意义。8这就是说,“走廊”的价值不仅在于本土族群的内部跨界,更在于族际及省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外部连接。沿此思路,学界后来使用的名称逐渐由“藏彝走廊”扩展成了“藏羌彝走廊”,9力图使其中的族别类型涵盖更广。然按费孝通的原意,已在此间交错生存的汉族也不该排除在外,而是应包括进去的。于是有学者顺此延伸,又提出了“汉藏走廊”的提法。10
为了减缓名称用语的歧义纷争,笔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提出“横断走廊”的新命名,使之与另外两条同样重要和著名的文化走廊——“河西走廊”及“岭南走廊”形成呼应,再将考古学的六大分区与民族学的三大走廊相结合,形成多元中国更为宏观的“六区三廊”关联整体:11

由这样的关联出发,处于横断走廊上端的“白马文化圈”便具有了跨界连接的象征及整合意义。同样类型的连接和整合不但屹立在青藏高原与成都盆地的过渡地带,也呈现于跨越滇、黔、桂苗侗壮乡的歌圩之间,形成无数由歌源起、以唱连接的口传“文化圈”12、“文化带”13、甚至延伸至中越、中泰及中缅边界,构成丰富多样的跨国、跨境关联。14扩展而论,受到学界关注的此类跨界地带则还有人类学家凌纯声阐释的“环太平洋文化圈”15及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等论述的跨越东南亚与西南中国边界的“佐米亚”山区。16
作为一种处理跨界现象的解释工具,“文化圈”的提法在地理、历史、民俗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出现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关注特定区域内的文化传播及影响,注重对“文化丛”(culture complex)现象的探寻和阐发;发展到20世纪末期后又延展出“文化空间”“文化区域”“文化地带”一类的概念、范畴,不仅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制定,也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遗产保护的研讨践行。17
回到中国境内的比较研究。在如今南北贯通的西部地区,最能与“白马文化圈”呼应对比的,还有泸沽湖畔跨越川滇省界的“摩梭文化圈”。那里的人群自称“纳人”,20世纪50年代被分别识别为两个民族,云南的一半叫“纳西族”,四川的一半为“蒙古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两边呼应,又都逐渐改成了“摩梭人”。18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些跨界人群得以整合并相互认同呢?在王艳博士的论著里,促成白马人成为整体的,即普遍存在于文化圈内部的传统信仰及其文化践行,具体来说,就是她在专著中重点考察的“池哥昼”与“跳曹盖”——一种以群体互动祭神逐鬼的面具之舞。在当地白马语中,“池哥”“曹盖”均指面具,系汉语音译的不同转写。“昼”(bro)则为身体舞动的“跳”。由于对分布于甘肃文县与四川平武、松潘及九寨沟等地同类事像的不同取舍,汉语世界的档案文献与学术论著遂翻译出了“池哥昼”与“跳曹盖”这样的各自命名,不仅造成字面上的极大差异,久而久之还反过去对本土传统的自我确认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文化圈内部的整体关联。就其母语自称的内涵,汉译的“池哥昼”与“跳曹盖”等均指面具之舞,故若要避免翻译造成的误解并消除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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