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线，握拳抗争的动作，反抗的跳跃和向上的空间，使身体在特定时期焕发一种无法隐藏的激情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身体早已超越外在形态。正如有学者对“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研究，《东方红》有相同的性质，在“新旧中国交替，百废待兴的时刻，它就是这个民族舞蹈文化的代表”。
 
二、国家—— 个体：主体叠合与权力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思想教育一直是重中之重，一切服从于政治主张和政策，钢铁般的纪律、高度统一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集体力量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政治策略。个体和自我主动靠拢“国家”“组织”“革命”“集体”，主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在《东方红》中，国家—— 个体之主体叠合与权力转换呈现出以下几种样态。
 
（一）国家领导人参与艺术创作
《东方红》最为人乐道的是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亲自担任总负责人的史实。周恩来对舞蹈的关注是全面而又投入的，尤其是舞蹈专业教育的开展，更涉及舞蹈职业团体的建立与创作，如“东方歌舞团”的建立、《红色娘子军》的产生等，在世界舞蹈历史中，这种情形极为少见。作为一国总理，固然因自己的兴趣爱好使然，但周恩来导演《东方红》的原初意义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展现党的历史”，其政治意义更值得探讨。除了周恩来总理，还有经由他亲自定下的13 人领导小组，其中周扬为组长，梁必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默涵为副组长，均为国家文化部门的关键人物。这其中，1952年春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为核心之一和推动者。1959 年8月林默涵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在十余年的时间中，他配合周恩来亲抓文艺工作的具体事宜，亲自参与《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创作。这些关键人物的指导与参与体现了权力由国家领导人向艺术家的转换，转化为当时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和自发性。
 
除此之外，国家形象也转化为“思想”“方针”“概念”并叠合在个体上。贯穿《东方红》全部作品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方针路线。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个体和国家形象在此作品中叠合，所有的场次均围绕毛泽东思想展开，在事件的选择、台词创作、歌曲的整理以及背景设计中，均没有偏离。在主要思想方针呈现中，需要核对原典，以免有出入。整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反复出现，其思想和个人形象作为国家的代表，以神圣的方式传达给全国人民，在艺术上以大歌舞的形式，表达出人民热情的歌颂和忠诫，继而表现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因此，《东方红》的主题思想就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的党的革命斗争。在作品的六场中，每一场均涉及毛泽东思想。作品的舞台表现形式使《东方红》的主旨和抽象的国家形象得以更加具体的转化和强化。在表演者的身体语言中，也呈现着对这一敬仰的深切情感。开场歌舞《葵花朵朵向太阳》中，葵花的象征和《东方红》的主题曲，以及“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都承担起宣传的重任，不断强化意识导向。舞蹈的身体持续向上、仰视及远眺，身体在向上及前倾的姿态中形成前趋的动态，向往的动感将这一身体语言的运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领袖和人民共同构成这些场景的主体。
 
（二）“新人”的转化和再生
身体语言的改造和强化对个体和国家形象的叠合形成了有力的推进。人们通过主动参与国家建设，成为国家的一分子。这也是新政权“身体政治”改造“新人”的策略。如前所述，“新人”策略下的《东方红》的身体表演、身份构成是清晰而易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