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式发展不够充分,不得已而有些“拼凑”之嫌的“急就章”。正是这些“急就”,使《东方红》在诞生初期就在“先天不足”的艺术形式的粗糙与情感的充沛之间形成反差。今天我们再观看《东方红》,往往怀着复杂的心情,并在历史、情感和形式上都存有一些隔膜。作为艺术鉴赏的重要代表作,尽管它在1994年获得“二十世纪舞蹈精品”,但大部分舞蹈专业学生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在九年制艺术教育的课程中,它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其知名度远不如《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如果不是1965年的电影版本使之保留至今,恐怕它已堙灭在历史的尘埃中。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如何评价这部“二十世纪舞蹈精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历史超越性?如何重新理解其中隐含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保存这一文化和身体记忆?这些“革命化的身体”如何理解与继承?事实上,《东方红》留下了颇具争议的身体记忆——赞同者认为这是新中国文艺的典范和佳作,是有效对抗当今文艺创作娱乐化、低俗化的范例,是医治艺术社会责任感消失的良药;反对者则认力作品形式“脸谱化”,表演同质化,有图解革命历史之嫌,艺术个性不够突出。这些令人困惑甚至尖锐的问题,很容易让我们将其归结于身体和意识“规训”以及特定历史背量的产物,认为这一艺术样态的产生是“规训”的结果。在笔者看来,《东方红》的产生以及今天仍存的影响不仅来自国家意志和特殊的政治话语,参与者主体以及作为与官方相对的民间力量也是构成这一或这类艺术的核心人群——“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书写者”。在新中国的艺术史上,他们的身体书写了当代舞蹈的历史。从“身体政治”的角度分析,《东方红》在权力的主体、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交织、叠合与转换,主要体现在历史——当代、国家——个体、理想——现实三重维度。在此基础上,身体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与政治组织的运作和实施对象,另一方面“被作为社会空间交互作用现实之场,在其上呈现集体性理解”。
 
一、历史——当代:时间叠合与权力转转换 
《东方红》首演时间是 1964年 10月2日,但按照历史记录,本文将其“前身”或产生的源头概括为“五说”。一是原创说。持此观点者认为其他相关或者相近的艺术形式均未达到《东方红》的独创性和艺术价值。艺术形式上的完整和“史诗”的主题结构使《东方红》具有原创性。二是朝鲜影响说。受到朝鲜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影响而创作,由刘亚楼观看后策划,空军文工团创作。亲历者称“《东方红》百分之九十的歌曲和部分舞蹈均取自《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三是上海影响说。受到1964年5月23日第五届“上海之春”会演中《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影响而创作。四是崔承喜影响说。此观点认为《东方红》是受到崔承喜1958年9月担任总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我光荣的祖国》影响。五是综合说[],认为受到朝鲜《三千里江山》(1960)、《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0)和《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1964)的综合影响。无论哪一种“说”,其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均一致,即以大歌舞的形式,将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和对党、对国家和毛主席的忠诚表现出来,在结构上将“大事件”作为线索进行串联。在艺术追求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东方红》明确要呈现“民主革命”时期的艺术风格。这一艺术主张颇为“怀旧”,为我们寻找其精神的“根”提供了线索,也可见身体解放背后隐含的国家解放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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