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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的变迁与旧俗的摒弃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明的进程使包括阿佤山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佤族大头人岩坎时，就提出了废除猎头祭谷的建议，同时，在党的关心和解放军、民族工作队的帮助下，阿佤山民众开始接触各种新的生活方式，“挖沟造渠、兴修水利，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杨宇、魏文生：“振兴发展铸辉煌、腾飞佤山奏华章”，载《今日民族》2015年5月版）办学校、建医院，昔日以木鼓作为“神器”与天时流转应和农事习俗催生庄稼生长的神话失去了效应：种地不用猎头祭谷，那禾苗照样结出沉甸甸的谷穗，生孩子不用祭鬼，照样养出体格健壮的大小子，人们不再把千百年的祖训看得那么重要了。正是由于带头率领族人废除猎头祭谷的陋俗并履行了跟着共产党走的表率作用，作为具有“佤山王子”身份的佤族头人隋嘎，于1957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于1965年担任了阿佤山区西盟县的第一任县长。真正全面废除猎头祭谷的习俗，应该是在1958年前后。据云南资深的民族工作干部王莲芳回忆：毛主席与岩坎的对话传到阿佤山后，佤族上层和民众开始讨论破除这一习俗：大家约定谁要违犯了规矩，就送政府监狱判刑。从此就彻底废除了砍头祭谷的习俗（王莲芳：《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邓启耀先生于1990年在西盟县开展采访时也记录了亲历者的回忆：“禁止砍头是在1958年。当时召开‘双跃进’大会，第一个议题就是禁止砍头，就把木鼓、砍头这些事废除了。原来的木鼓和木鼓房，都把它烧的烧，滚丢的滚丢。丢木鼓的那些地方长出的瓜、豆、苞谷都没有人敢吃，就那么烂在地里。”（邓启耀：《鼓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4页）。随着“猎头祭谷”习俗的逐渐摒弃，木鼓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木鼓本身也被人们渐渐淡忘，大多成为村寨中多余的物具被弃置，甚至人为的去除。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国内尚无任何一具传统型木鼓被发现。（杨洪：“佤族木鼓崇拜的文化内涵”，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3年第2期）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期，在缅甸阿佤山部分地区建立了武装根据地的缅甸共产党也明令禁止“木鼓礼”的存在，烧毁了木鼓、人头桩，废除了猎头祭谷的旧俗。1974年，缅共东北军也领导当地群众废除了“砍人头祭木鼓”的陋习。（高金和、李小梅、杨汉鹏：“缅甸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载《广西大学学报》2009年4月增刊）从上述折返叙事中可以看到，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阿佤山地区沿习了千百年的“木鼓礼”习俗，从其社会的文化空间到民众的心理空间，彻底退出了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正如梅里亚姆说过：没有与之相关的概念、行为就无从发生，没有行为，音乐声音也就不可能产生。伴随民众理性地位的上升与意识形态洗礼带来的观念变革，木鼓随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附着于木鼓文化的肢体音声，也就彻底消失在了莽莽的群山之中。
 
 
 
四、身份重塑与文化建构 
 
传统文化作为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凝聚文化脉络与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是表露一个特定文化内部心理核心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为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与身份重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从官方到民间，都启动了复兴地方传统文化与民俗项目的热情。这一方面源于为实现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渴望文化获得自觉表达的动力，因此，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象征性的打造，以达成族群自我认同的目的，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另一方面，为了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地方文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