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千古风气相关联。20世纪中期，美国的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特在此基础上，又开创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他强调了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过程，由此提出了“文化即适应” (（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文化变迁论》，谭文华、罗康隆译，杨庭硕校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的观点。可以说，文化生态就是关注特定文化环境中，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在相互作用下所组成的一种整体功能的学问，美国的人类学家博厄斯就说：“世界上众多民族的艺术品，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装饰，而实际上却同某些含义相关联，”（（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如此，那与天地之形相通、又因浑圆的母体特征而激活观者视觉镜像的形似象征与音响象征所承载的内涵中，无不折射出山地民族再现生存需要、乞求神灵庇护的群体诉求，其担负着维护本民族音响方面的象征标识，犹如精神上的图腾。（林华著：《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26页）阿佤木鼓形制的呈现不是随意的或偶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祖先通过唤起肢体音声的“原始意象”，表达族群共同文化经验与精神存放的“无字之书”。 
 
 
 
二、发生学隐喻与形似象征 
 
形似象征常常通过人们对器物造型的联想或摩形，从而构成“以己度物”的心理隐喻并达成表意，从这个立场上讲，没有符号和象征，文化也就不会产生。从木鼓制作的隐喻性来看，形制最显著的特征是鼓身横侧开有一条宽16厘米、长140厘米的凹槽，是为音孔。制作时会顺着槽孔至树心方向凿出10厘米的深度后，再把内壁凿宽，使其中空成腔，然后再凿一鼓舌，呈现模仿女性生殖器的形状。制作过木鼓的老人们都说，母鼓的制作就是模仿女性的生殖器官而做，他们发音叫“克罗”，称木鼓舌为“结”，这与称呼女性生殖器同音，而且他们还直白地把女性生殖器比喻为“蜂巢”，如此，可以联想到蜂巢上密密麻麻的蜂蛹和蜂子，这是对生殖和繁衍的祈祷。（杨洪：“佤族木鼓崇拜的文化内涵”，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3年第2期）1996年7月期间，笔者独自来到西盟新厂乡的佤族寨子考察，受访人岩各朗就神秘地告诉我：为什么敲木鼓时木棒要对着它直着戳？老人们都说木鼓是女人的那个地方嘛。我们佤族和这满山的庄稼，都是从那地方出来的。女人生娃娃要流血，木鼓见着血、供过人头后，它就什么都生出来了。这些口述资料，为木鼓的隐喻抹上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其发生学逻辑就源于阿瓦先民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通过两性交合的欢娱、生命从女阴诞生的具象体验，构成了认识和顺应自然无穷创造形成的认知图式，透露出阿佤先民对于神圣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进而把这种完形以质朴率真的形式，外化于木鼓形制的表达上，折射出子嗣繁衍的生殖指向，隐含着“同能致同”的巫术意义。其形似象征既表现出阿佤先民以人丁兴旺为期盼，同时，也承载着农耕民族祈求谷物生长的心理需求。
 
 
 
据资料介绍，在几十年前的阿佤山区，村寨的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座属于氏族的木鼓房，阿佤语称作“格老尼支罗”，里面一定作为圣物供奉着一对“公母”木鼓，按照规矩，母鼓“莫”放在右边，公鼓“管”放在左边，可以说，木鼓房就是阿佤民众最为敬畏的“氏族神庙”。作为阿佤先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在这种适应中的对象化创造，木鼓承载着阿佤古风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