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销售方式：一是在周边地区和大中城市设立固定书肆专卖，据统计，书肆遍及全国50多个地区和城市；二是肩担手拎，走街串巷，上门服务，流动出售；三是设立书市。所谓书市，就是乡村集镇在特定日期设立卖书的专门市场，方便各地下游书商前来订货。据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 研究，每年元宵节前后书坊在四堡举办书市，来自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书商齐聚四堡进货。通过在外地设立书铺，委托族人前去经营，四堡书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从南边的闽、赣、粤、滇、贵，到北边的浙、苏、湖、鄂等，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都是其经营范围。可见，“小地方”的发展与“大世界”紧密相连，其开放性的经营网络体系折射出乡土社会的“流动性”。耐人寻味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反而是以“小地方”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外地的书肆或者说分店是不允许私自刻书的，而要听从四堡号令，书籍需要从四堡本地印刷后再发放到各地书肆去销售，这也就是说，全国的销售网络都是以四堡为中心辐射开来的。
 
　　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这种在地生产聚集与在外商业活动互动发展的情况并非个案。诸如杨家埠年画、宣纸、徽墨，情况大抵也都如此。考察其在外的商业活动，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充分利用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同乡、同族之人。在四堡印刷业鼎盛时期，男孩往往很小就跟随父亲、兄长、叔父外出行商贩书，耳濡目染与家人的传、帮、带，使其入行比外人容易很多，这就间接地排斥了外人入行。其二，经年累积，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进而在市场上处于优势或垄断地位。郑莉、吴重庆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同乡同业”。郑莉提出，所谓“同乡同业”，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吴重庆认为，“同乡同业”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同乡同业”的现象并不尽同，他基于对孙村“打金业”的研究发现，孙村“同乡同业”者既没有垄断市场，也没有依靠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生产资源。四堡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诚如吴重庆所言，手工艺的“同乡同业”者大多是一些个体户、小业主，他们在城市里开展的经营活动，仅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很难垄断市场；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工具、劳动力、技术、款式、信息等都来自乡村，也不需要控制生产资源。
 
　　传统手工艺的“在外同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地同业”的延伸。一方面，“在外同行”要借助既有的乡土社会关系链条开拓在外的商业市场，从根源上来看未曾脱离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运作逻辑，而是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市场化。在四堡，前辈提携后进是族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四堡书商在贩书过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就必须把有关信息通报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商帮夺走市场。另一方面，“在外同行”的发展往往受制于“在地同业”。不仅产品、人力、资本要受制于生产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地”与“在外”之间往往有着一直潜在的主从关系。如四堡在外的书商，未经特许是不可以私自刻印的，其人员大都是由在地的作坊派出。就此而言，在外的销售体系不过是“前店后院”的“前店”而已，只是在空间上远离了“后院”，但并未改变与“后院”之间的主从关系。由此可见，传统手工艺的“在外同行”与郑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