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还通过“城市之家”、“家的基石：婚姻与家庭”、“家庭角色”、“精致：私人追求与社会礼仪”这四个专题来呈现室内装饰与家乃至社会的亲密关系。文献最后以“17世纪室内陈设的重构”整体呈现学者们关于荷兰室内装饰的当代观看与解释。他们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述17世纪室内装饰的物件及物质陈设实践。韦斯特曼采取不同寻常的研究材料，关注20世纪50年代具有特殊意义的广告，还收录了具有史料价值的150幅图片，包括肖像、装饰品及相关主题文章。她采取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心理及文化功能方法分析17世纪的荷兰，将荷兰17世纪风俗画与肖像画中室内陈设物件与当代消费主义倾向风格摄影进行对比诠释。佩里·查普曼则通过将过去风俗画中的静态场景与20世纪中叶电视动态场景并置，通过图像所关联的日常家庭生活以激起人们日常身体经验，鲜活地再现与回味17世纪荷兰绘画意味。韦斯特曼和查普曼不约而同在此表达他们共同的观点，通过比较17世纪荷兰室内装饰符号与今日大众文化中图像符号的内涵差异，他们认为17世纪荷兰图像与当代大众文化中广告及电视影像，在文化功能之间存在一条宽阔的文化断裂与鸿沟。此外，他们尤其关注风俗画中饶有趣味的布景含义，韦斯特曼在分析室内空间问题时指出，风俗画中空间分割是由不同活动区域来进行区分的。此外，她认为风俗画中的空间由女性主导，而肖像画中的空间却存在男性主导的有趣现象。
 
韦斯特曼通过观看荷兰室内风俗画，譬如彼得·霍赫（Pieter de Hooch）多描绘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呈现优雅日常及歌颂家庭生活美好。他通过画面细节元素来传达中产阶级的上升与喜悦，描绘透过窗棂的阳光、温馨的中庭以及明净的室内光景。譬如其作品《女主人与女佣》描绘了一幅作为中产阶级的女主人正在吩咐女佣备餐的场景。整个画面透出宁静闲适的气氛，画家采用灰色与白色调制而成的冷色调，这亦是北欧画派所钟爱的调子。在这种色调及光线之中，人物更容易显得活泼生动。在光影交错空间之中，分明展现了一幅中产阶级日常生活场景。因此，在韦斯特曼的观看系统里，荷兰室内装饰系统表征并反映出此时期荷兰中产阶级家庭，表征出荷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繁荣自由状态。因此，在她这里，显然奢华的荷兰室内装饰作为一种表征系统，映射出荷兰隐藏的复杂社会结构关系与系统。
 
四、隐藏的戏剧性：杨·斯藤图像学分析
 
韦斯特曼将“艺术”定义为“美学不限于西方标准之下的审美，即康德意义上的无功力并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审美还应内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视觉属性”。韦斯特曼这种将审美与其存在的社会文化相关联的艺术观，正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艺术观。她的艺术史研究充满了人类学意味，其对于艺术定义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宽阔的艺术观之下，她将这种艺术观结合文化社会语境，对风俗画代表杨·斯藤（Jan Steen）的绘画进行其独到的解释。
 
在17世纪的荷兰，杨·斯滕和维米尔以及伦勃朗同为伟大杰出的画家。因维米尔与伦勃朗的肃穆风格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目光，而杨·斯藤幽默画研究者则较之冷清。维米尔的风俗画充满了静谧祥和，而杨·斯藤的风俗画则充满了诙谐幽默，二者代表了荷兰两类风俗画。杨·斯藤的调子不同于伦勃朗的荷兰精神，也不同于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笔下那些多节而且饱经风霜的树木风景。韦斯特曼通过散布在各领域中零散的材料，以及那些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历史边角材料，共同探究杨·斯藤绘画中的幽默性，她的方法可谓机智且充满历史语境主义的人类学意味。
 
韦斯特曼认为他的画中表达了一个17世纪欢乐的荷兰，常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