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文献考证及艺术考古等方法。韦斯特曼采用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荷兰艺术图像，采用人类学整体观与视野，没有停留于艺术形式与风格本身，而是关注与艺术发生关联的艺术语境，研究艺术本体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荷兰17世纪社会语境中充分挖掘其文化与艺术。
 
 
韦斯特曼是大西洋两岸著名的荷兰艺术研究专家，著有系列荷兰艺术史研究。她熟知17世纪荷兰社会及代表艺术家，其专著《伦勃朗》细致地展示了伦勃朗艺术的魅力。专著《世俗的艺术：1585至1718年荷兰共和国》分析了荷兰艺术的世俗性，她在此研究中展开艺术广阔的议题。关于“荷兰共和国的绘画创作与销售”议题，她讨论了画家与创作的培养和艺术品销售、购买与收藏之间的纠缠关系。关于“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她从“圣像破坏与享有特权的文字及配画”及“画家与文学艺术流派”两个方面来分析。韦斯特曼对绘画等级作出了讨论，分析了画家塞缪尔·霍赫斯特拉滕（Samuel Van Hoogstraten）的绘画类型层次。塞缪尔将历史画排在“第三即最高等级”，因历史画表现了“理性人物的高贵行为与意图”，而将“小场景”绘画列为第二等级，因这类绘画描写低等级的静物画。在卡列尔·曼德看来，肖像画则没有被列入上述几个类型，因这类绘画在捕摹生活时过于直接。面对现实主义绘画议题，她给出了现实主义画家的策略及绘画的选择，从艺术、科学与幻觉之间的关系，讨论虚拟实境的绘画是否是一种“逼真的真谛”。关于荷兰意识形态与初期民族身份议题，她从荷兰历史的碎片、荷兰风景、全球化之后的荷兰经济以及国内的道德经济层面论证。关于肖像画与个人及社会身份议题，她从性别、爱与地位、职业与市民身份、身份保护、肖像画的讽刺意味以及公共建筑层面展开分析。关于艺术的权威问题，她通过“表现自我”、“人物化的艺术”以及“可复制的个性：版画”专题展开。
 
韦斯特曼运用艺术人类学方法分层分析画面元素。譬如分析杨·斯藤的《命名宴》，她超越形式分析从多个层次进行图像分析。第一层次为图像形式分析，分析画面形式因素、用笔、明暗关系及场景布局。第二层次展开人类学图像内容分析，分析内容的内蕴含义。譬如从服装史角度分析人物服装，画面中婴儿服装呈现“过时”且搭配“绿帽子”，似乎与当时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的华丽光景不太吻合，这种不相称的服装安排意味深长。一群人围着产妇的聊天场景，仿佛充满了一种喜剧味道，这是否暗讽妻子的背叛与毫不知情的丈夫之间的一幕滑稽剧场。韦斯特曼在此作出初步结论，她进而考证“17世纪荷兰女性的交际生活的样貌”。[8]为了求证其观看画面的初步结论，她“从艺术史到社会史，再从物质文化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研读了关于16世纪荷兰民间文艺、通俗读物乃至分娩指南” 。她从多重论证的关系之中层层剥开并寻找画面的本质意义，得以确证这个私密空间中一个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秘密。此外，她采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剖析了画面人物及若干意象，旨在揭开画面的隐喻所在。她因此形成她的观看结论，认为这正是一个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一个滑稽的社会仪式，画家的真正意图或许正是为了表达一种理性社会的希冀第一届参议会，他们所期待“这个理想的社会与国度，将是一个真正的父为子负责的国度，是男性而非一群女性主宰一个空间的国度” 。韦斯特曼在这幅画中谨慎解开了画家的隐喻与社会愿望，显然她选取了一种艺术人类学方法的图像分析从而穿透了画面的形式而走到画面的深处。
 
韦斯特曼认为荷兰画家通过图像体现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