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通过田野与理论,呈现丰富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则强调艺术的能动性,他指出:“人类学家在分析作为自在客体的艺术品之时,也要将之视为‘人’。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处于生产与流通系统中的社会能动物。”墨菲则主张对于艺术分析,不仅“需要像艺术史家关注艺术形式,也需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关注艺术物质层面”。此外,人类学家尤其重视田野的意义。人类学家福斯特指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关于非洲、前哥伦比亚地区、早期美洲及大洋洲艺术研究、伊斯兰及亚洲艺术研究颇为丰富,学者们经常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作出理论思考。人类学家安娜·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与雪莱·埃林顿(Shelly Errington)则提出多点田野方法,主张人类学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的观点。
 
克拉克会议文集具有特殊学科史意义,旨在探讨艺术史与人类学之间共融及差异关系。学者们从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视角,围绕艺术概念、艺术作品、跨文化中艺术定义及博物馆展示议题展开。韦斯特曼的导言“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是一篇高屋建瓴的纵论,分析艺术史与人类学所面临的复杂研究对象。关于跨文化研究的交织与分歧的缠结关系议题,学者们从多重视野展开讨论。在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走向图像人类学》、弗朗西斯·派里兹(Francesco Pellizzi)的《信史的边缘:人类学与崇古主义》、苏珊娜•布利尔(Suzanne Blier)的《超越空间:视觉文化的多元方法》和莱姆·奥柯耶(Lkem Stanley Okoye)的《留恋亦或逃脱?》的研究中讨论了艺术史与人类学在视觉艺术史中互融与差异现象。加内特·伯乐(Janet Catherine Berlo)的《人类学与艺术史:北美土著艺术史概论》与露丝·菲利普斯(Ruth B.Phillips)《学科差异的价值:21世纪之初艺术史与人类学》研究艺术史与人类学的互动关系。人类学家菲利普斯从非洲艺术史到北美本土视觉文化研究,论证学科之间的生产性差异状态。人类学研究总是充满了鲜活的个案研究,学者们通过多点田野展开论证。大卫·弗瑞德伯格(David Freedberg)的《沃伯格的面具:一项偶像崇拜研究》、莎拉·斯密斯(Sarah Brett-Smith)的《女性知识》、乔纳·乔迅(Jonathan Hay)的《中国画的功能》、墨菲的《观看澳大利亚本土艺术》和斯蒂文·布尔热(Steve Bourget)的《莫希文化中图像》为关于地方性实践的田野成果。他们选取中国艺术、澳大利亚艺术、非洲艺术以及秘鲁艺术为田野,通过个案来观看问题实质。譬如珍妮特·贝罗(Janet Berlo)从部落文化区域划分着手,将美洲本土艺术置于局部地域及全球化流通中讨论,研究物品流通及动态模式。埃林顿的“后部落艺术”研究资本渗透到原住民艺术中的境遇。人类学家不仅关注部落艺术,同时还关注当代艺术。格里姆肖的《重分边界:艺术与人类学可视化》一文研究艺术“可视性”问题,格里姆肖还关注当代艺术,与英国当代艺术家合作研究艺术起源与文化。因此,艺术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众声会聚,通过世界不同地域的个案研究,呈现了当代跨学科学者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及方法论图景。
 
二、荷兰绘画史“风景”:荷兰的黄金时代
 
17世纪的荷兰被人们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艺术史专家韦斯特曼采取典型的艺术人类学方法进入图像学研究,这是一种有别于潘诺夫斯基意义上的图像学方法。关于艺术史方法论可谓异彩纷呈,自17世纪末德国艺术史研究发端以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于18世纪德国,并在19世纪逐渐形成其独立方法论。此后,艺术史学中相继出现了风格学、图像学、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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