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乐去取悦山神，才能保佑来年庄稼收获满满、山寨祥和安宁。在中、缅、老、柬、越、泰、印南传佛教文化圈辽阔区域内居住的傣（泰、掸）族群，民间就有“收成靠天、日子靠乐”的谚语，因此，每到“关门节”时，村民们就会跳起象脚鼓舞、点燃“高升”，以愉悦神灵。在他们的心目中，有“敲一套鼓点，以求得一季的收成；跳一套鼓舞，以祈求一年的吉祥”的群体诉求，因此，但凡他们在敲奏各种形制的“guang”（象脚鼓）类乐器时，一定要将饭团贴在鼓面并在铓与镲的伴奏下翩跹起舞，实则祈求实现稻谷“鼓馕馕、芒嘟嘟”的心理预期。这样的心理投射之于同为跨界民族——居住在中越两国边界的壮族与彝族的白倮支系一样，每到播种时节，需由寨佬“请出”铜鼓，并以米酒、茶水为其接风洗尘送往仪式现场。在仪式来临之际，毕摩（祭师）还要把一只刚刚宰杀并滴着鲜血的猪腿挂在铜鼓的上方，寓意慰劳鼓神。同样，居住于中缅边界两边的德昂族，他们在“开秧门”做祭祀时，一定要浇注少许的清水或米酒在鼓腔内，然后众人聚在佛寺的广场上，先由佛爷诵唱经文，然后载歌载舞以求平安。不明个中原委的他者，多将这样的行为解读为“为了调试美好的发音”而为之。殊不知，作为尚未解决温饱的山地族群而言，敲响大鼓的目的根本与审美无关，而在于祈求雨水的丰沛，护佑他们山坡上播种的旱谷得以发芽、得以抽穗、得以包浆。这样的转喻行为，在云南跨界民族实现生存的行为实践中，表现出对天地自然充满敬畏与感激的心态，因此，“同能致同”的心理期盼、以鼓语沟通各路神灵的习俗在云南跨界民族的社会行为中比比皆是，而这样的文化行为绝非自在的情景，而是可供世人阅读、具备创造的文本，是流淌乐音的文本，所以，美国的人类学家哈维兰就说：文化若不能满足其成员的某些要求，就不能存在下去。（8）（（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239页）可以说，云南跨界民族的先民以他们的才智和浪漫的诗情，为后世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地方文化品质的一份厚礼——云南跨界民族的鼓乐文化。
 
这样的景观，为我们从音乐学的立场考察云南跨界民族鼓乐的不同形态、风格、气质以及存在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三、云南鼓乐文化早期的跨界交往
 
中国与缅甸山水相连、许多民族同源同根，语言相通或相近。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南丝绸之路”，就开拓了中缅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往。据史料记载，公元801年，骠国（缅甸的古代称谓）王子舒难陀就率领了一个有乐工35人、乐器22种的大乐队访华，（9）（李未醉：“简论古代中缅音乐文化交流”，载《交响》2003年第3期）此时，云南正值南诏统治时期，骠国乐队的到访，为南诏宫廷乐队的编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新唐书》记载，南诏政权为了表达对大唐天子臣服的态度，于是与骠国艺人共同组队，“由韦皋作《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继而到长安敬献乐舞。其参演人员包括乐手212人，舞伎64人。他们各自穿着骠国、南诏服饰演奏了30首乐曲，乐队分为龟兹、大鼓、胡部、军乐四部，配置有铜鼓、羯鼓、腰鼓、鸡娄鼓、答腊鼓……。因此，白居易的诗中就留下了这段文化交流的记忆：“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玉螺一吹椎鬓耸，铜鼓千击纹身踊。”剧目中的龟兹、胡部之乐，为公元745年，时为南诏王子的凤伽异赴长安朝拜，返回时，皇帝特赐给“龟兹、胡部音声二例。”（10）（杨德鋆：《美与智慧的融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