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从远古时代，高原上居住的古氐羌系、古百越系、古百濮系以及古苗——盘瓠系诸族群经过历史的分化、融合与迁徙，使得“居住在云南与邻国存在5000人以上的跨界少数民族共有16个”。（4）（和少英等著：《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云南的多数跨界民族至今仍然生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在年复一年漫长的岁月里，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开拓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精神存放的空间。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的养料，也从自然中建构精神乐园。在这种建构中，艺术“发生”了，音乐起源了。（5）（周楷模：《云南民族音乐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作为一种显著的标识，跨界民族交往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民族跨界交往的实践性与行为性，因为，没有行动就无所谓交往了。跨界民族交往行为就是为了实现跨界交流与往来所选择的行动方式，（6）（韦福安：“跨界民族交往心理的构成要素分析”。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而空间环境与族群心理，为跨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往提供了开放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空间，更由于横断山复杂的地理单元，强势文明在这里被“横断”而无法拷贝“一统中原”的格局，才保存了跨界民族鼓乐文化时空边界独特的表达。
 
据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先后有吴钊、杨民康、张兴荣、吴学源、刘金吾、石裕祖、周凯模、朱海鹰、戈阿干、和云峰以及王玲、梁旭、彭晓、赵云燕等学者，在他们的相关著述中，对云南民族鼓乐文化进行过以点带面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或专题性图像描述，众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关注云南的鼓乐文化，足以说明其价值所在。但是，如何依托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的差异性开展拓展性的专题研究，目前只有杨民康在他的的部分文论中有所涉及，这与云南众多跨界民族丰富的鼓乐文化的存在是不相称的。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云南跨界民族创造的人文风景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学术研究倡导走出去，拓展研究视野的背景下，关注云南跨界民族创造的人文风景，有助于推动云南跨界民族对于族群身份的认同与集体记忆的传承，以维护边疆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从学理层面提升对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历史变迁与当下状况的进一步了解。
 
二、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的象征意义与心理透视
 
普列汉若夫说过：鼓在原始民族那里是非常普遍的乐器。（6）（普列汉若夫：《没有地址的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7页）作为云南跨界民族的文化共性，在他们的民俗生活中，即使没有成套的乐队陪衬，却绝不会缺少“敲打”行为。人们通过“敲打”，使得音响从“信号”层面转化为了“符号”的暗示，达成了“信仰支配仪式的进行和文化的构成”，（7）（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进而实现了人与天地的沟通，这就从某种层面印证了古人“乐者，天地之和”的论断。在云南跨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鼓声具有实用功能之外的社会构建功能，更具有超越日常语言表达的神奇功效，他们希望通过鼓语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的愿望。可以说，鼓乐中承载的诸多隐喻及其营造的音响观念，影响着云南跨界民族的声音行为，因此，在远去的时代，作为一种“交感”的象征仪式，中缅跨界而居的佤族阿佤支系，但凡春播来临之际，山寨一定要举行“木鼓礼”：届时，人们都要穿上盛装，围着木鼓踏歌起舞，以祭拜他们共同的山神“meiji”：在阿佤民众的心目中，只有通过充满灵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