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力，是民间公共生活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具有塑造民间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国家意识要深入地抵达民间没有比戏剧这一艺术形式更好的途径了。“以戏曲为首的民族文艺形式的地位被提拔到空前高度的同时，也被作为最为便捷最为有效的思想工具来使用，小戏因其便于宣传、成本低，而得到特别的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彩调以民间小戏身份，可以“被看成是与底层劳动人民的情感生活更为接近、受封建统治者影响较少的戏剧样式”，与国家权力要寻求民间戏剧合作相对应，各种民间戏剧也不自禁或抑制不住对国家权力的靠近，这也是很多地方戏剧逐渐精致化、正统化的原因，对于彩调来说亦是如此。1955年调子戏《王三打鸟》和《龙女与汉鹏》赴京参加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双双获奖，《龙女与汉鹏》还获选进入中南海怀仁堂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之后中国剧协正式将调子戏定名为“彩调”，紧接第二年便建立了广西彩调剧团，以此为起点，彩调艺术实现了广西这一地域文化空间的独特表征，也成为人们对于广西地域文化空间感知模式之一。
 
在1958年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周扬强调戏曲艺术“不仅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而且要使它能够表现工农兵，表现新时代”。直至文革前，彩调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瞩目，成为广西一张靓丽的地域文化名片。以1960年彩调剧《刘三姐》为例，因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浓厚的民族性，作为国庆献礼节目进京演出。国庆作为重要的时间元素提供了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代表主流意识文化活动集中的路径，“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刘三姐》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国家领导人给予高度肯定，文艺界也纷纷将其看作是一种“新的人民文艺”，紧接着在一年时间内在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23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演出，共计有500多场，这是史无前例的。时间的集中和统一消解了人们的空间壁垒，彩调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流动，一方面实现完成对社会空间的改造，加强了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人们主体想象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艺术特征的认可和彩调艺术表征空间的关联。
 
三、彩调艺术家的空间体验
 
在哈维提出的三种空间概念中，“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和“相关空间”（relational space），显然，“绝对空间”就是可被我们直接感知触及的物质世界；而“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则是对不同空间关系的抽象和概括，需要通过戏剧、诗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建构和表达，“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都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艺术形式成为投射艺术家们内心种种体验和感知常用手段，进而呈现出空间的“相关性”，因为“无论诗性传统的‘ 想象主体’想象主体，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主体’，都寄寓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每个人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都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相关联。他们的人生际遇摆脱不了他们寄寓其间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更摆脱不了国家力量和政治势力的操弄”，而“这种相关性是艺术作品要表达的最为重要的内容”。
 
如果要追溯这种“相关性”，自然离不开艺术家对空间捕捉和感知体验，艺术形式与艺术家的感觉、理智、情感等是动态式同构的。哈维在空间理论建构中离不开对大量艺术家较多地关注，“他始终都在关注艺术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