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皇帝的上谕中所说的那样:“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 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久讹漏滋 甚。” 满族祭祀仪式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无疑与满族逐渐汉化有着密切关系。清王朝 编纂《典礼》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留住满族固有的文化,使“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 行弗坠” 当然,清王朝在编纂《典礼》的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规范标准,删去了许多 与其规范标准不相符合的内容和做法,这反而使得满族祭祀仪式中的一些原始性成分消 失殆尽。宋和平、孟慧英认为:“《典礼》的制定与推行是极为成功的。绝大多数满族族众 采取了这种规范性的祭祀活动,而且延续百余年。” 
 
清王朝编纂《典礼》的主要意图是“强令废止满族各姓氏祭祀本氏族的祖先神、英雄神 或动物神,即俗称‘野神’的神祇,以求巩固皇朝臣民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可以说《典 礼》对当时满族的各氏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富育光先生指出的,《典礼》“统一了满 族在清代的整个萨满祭规,完成了对北方延续数千年的古老的氏族原始宗教的规范化与 改革,使萨满教祭祀开始变成简单的家族祭祖活动” 。
 
舒舒觉罗哈拉的萨满常青虔心顶礼纂写这本《全录》,其目的也就是要让“舒舒觉罗哈 拉永远规模”,保留下祭祀仪式。因此,他不仅具体地记载了各种祭祀仪式的过程,满文神 歌的唱词,而且还详尽地描绘了举行各祭祀仪式的场面,让人一目了然,有规可循。随着 时间的推移,氏族的后裔恐怕并不能够按照萨满常青的愿望将这些祭祀仪式完整地保留 下来,但是,《全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满族祭祀仪式的珍贵资料。
 
下面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全录》的内容和图像进行解析,阐述其民俗学价值和意义。
 
在满族萨满教祭祀中天神、星神和祖先神祭祀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爱辉县志》曰:“满族还有祭星的仪式,往往与祭祖、祭天连起来。当北斗七星升起时,在院内正房西北 角,西向东北杀猪,祭祀形式与祭祖相同。” 在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中心内容是堂子祭 天。堂子是祭天的圣所。《钦定满洲源流考》把祭祀定为国俗,说:“我朝自发祥肇始,而恭 设堂子,立杆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设立以祀神。”与宫廷相同,满族民间也极重祭天,每户 院内影壁后左侧竖索罗杆一根,高七尺余。《典礼》载:“至我列圣定鼎中原,迁都京师,祭祀 仍遵昔日之制由来久矣。而满洲各姓亦均以祭神为至重。虽各姓祭祀皆随土俗微有差 异,大端亦不甚相远。若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均于堂子内向南祭祀。至若满洲人等均 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 
 
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巫仪中,立竿祭祀的习俗较普遍。鄂伦春族萨满所用神 竿叫tol,满族称之为somo(索莫或索摩杆),蒙古族称之为sormodo(旗竿)等。据日本学者 後藤富男氏的报道,大兴安岭东南部的鄂伦春族每当猎场的大移动(一般四五年移动一 次)结束后,春秋二次祭祀山神,届时小丘上建个叫ao的石堆,上面插上叫作tol的木棒。总之,树是萨满教中生命力之象征物,对树的崇拜首先缘于它的生命力。各地萨满巫俗中 的立竿祭祀传统也和树木崇拜有关。 
 
从《全录》的插图来看,插图1、 5、 6中出现一根数米高的柱子,它无疑是《典礼》中提到 的神杆——索摩竿。清代文献中记载:“佛满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还愿、跳神、背灯、 换索诸礼,与都下无异。” 满族传统民俗中有各家立神竿于庭以供神鹊的习俗。关于满 族供神鹊习俗的由来,《满洲实录》中有如下记载:“满洲源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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