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人，廖明君自己也不到40岁。
许：嗯，廖老师是1961年出生的。
方：彭兆荣当时正好是人类学学会的秘书长，他就去帮我们在人类学学会下面弄了一个二级学会。当时包括郑元者在内，我们学问都做得挺好，但是作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普通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成果交流和展示平台，更没有经费，最后是《民族艺术》搭了一个平台，这个会就到南宁去开。所以这个学会最早的缘起还正是《民族艺术》，而且成立会议还是在南宁开的。我记得首届研究会的会长是郑元者，我、刘祯、王杰、彭兆荣、廖明君是副会长，就这几个人。
王：人很少，但是确是已经有意识地在做这样一件大家具有共识的事了。
方：对，我们几个人到那里去开了一个会，大家也很高兴，觉得我们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了。可惜的是开了那个会以后，一直就没有再组织任何活动，所以这个会大家也差不多快忘记了。但这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王：当时，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虽然没有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但是它标志着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学科建设及相应的学术规划提上议事日程，客观上也反映出艺术人类学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学术认可度和社会认知度。它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学术联合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该学科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另外，我注意到从2000年开始，方老师与费孝通先生的系列对话文章在《民族艺术》上陆续发表出来，有《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西部开发与“高情感”文化产业的发展》《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等等。
方：是的，2000年以后，费先生让我组织西部课题研究，我与费先生有一系列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个课题，当时廖明君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对话放到我们杂志上发表，我说我还不知道费先生同不同意。后来征求费先生的意见，费先生说可以，只要你看着行就行。然后我每次跟费先生对完话以后，整理完，费先生读一遍，费先生在上面修订，改了以后写上“同意发表”，才拿过去发表。因为费先生的地位很高，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就怕有人冒牌，拿着他的什么讲话到外边招摇撞骗，所以必须他签字我才敢发，所以每篇文章都是签了字的，可惜这些稿子没有保留下来。
当时廖明君经常督促我，下一期怎么样了？所以对话的成果最后基本上都发表在《民族艺术》了，发了好几期。所以我觉得《民族艺术》是双向的，一个它给学者们搭了平台，另一个学者们也增强了它的影响力，费先生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在上面发文章。这样一来，给《民族艺术》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嗯，2000年左右《民族艺术》有幸集结了以费老为代表的一群人类学学者，这包括李亦园、乐黛云、庄孔韶、萧兵、徐杰舜等当时在学界已有相当学术建树的人类学者，还包括彭兆荣、邓启耀、纳日碧力戈、郭立新、徐新建、高丙中、张海洋、王海龙等开始步入学入辉煌期的学者。他们和当时以钟敬文先生为核心的民俗学学术群体，以及一批具有人类学视野的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学者一起，将《民族艺术》推向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类期刊的高峰。
方：所以当时一定程度上借着费老的关系。一个偏僻地区的杂志，哪能来这么多大家呢？费先生的号召力多大，费先生发的杂志肯定是重要的杂志，所以大家也一起来投稿。学会成员们也积极向《民族艺术》投稿，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我们这些副会长肯定爱护这个杂志，要为杂志做贡献。不过，这个研究会是廖明君发起的，最后却不了了之，他觉得这个没弄好，所以又跟我商量。廖明君说，方老师这个做不起来怎么办？要不咱们干脆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学会。那个时候正好我在跟费先生探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就跟费先生说，我在人类学里边，别人说你是从这个艺术学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