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过程中,把民族艺术的办刊理念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从《民族艺术》的发展史,看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成长。通过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互动关系,以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本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和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民族艺术》主编许晓明研究员,就这个话题展开探讨。
一、艺术人类学起步与《民族艺术》建立联系
王: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西学开始大量引入,中国学界重新开始复兴。传统学科在复兴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创建新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就创立了一个“新学科研究室”。艺术人类学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被引入中国学界,作为一门新学科被重点培育和推介的。第一本被翻译进来的冠以艺术人类学的书就是罗伯特·莱顿先生的《艺术人类学》,当时由中国社科院靳大成先生组织翻译。因为是介绍新学科,新的学术理念,这本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也是原著作者莱顿先生在国内艺术人类学界成为几乎家喻户晓人物的原因。学科的成长与学术刊物的支持关系密切,恰恰在这个时期,艺术人类学与《民族艺术》相遇,且彼此的学术理念契合,走向了联合。《民族艺术》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是不是与艺术人类学有关?请许老师先来谈一下。
许晓明(以下简称许):一开始接手这个杂志时,我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了解《民族艺术》的发展历程,以更好地把握期刊的风格,使刊物循着同样的方向朝前走。于是我以口述史的方式,采访所里的老同志,同时查找一切和这个期刊发展史相关的资料,以了解这个刊物创刊的缘起,以及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件和这个期刊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民族艺术》的创刊史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史几乎是同步的,而且理念非常的一致。首先,作为当时“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成果刊载的平台,《民族艺术》的文章彰显出个性鲜明的“目光向下”性,关注的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田野调查的成果。其次,学者们审视的不只是作为美学对象的艺术本身,也不只是技艺,更要的是这些艺术背后的文化,即信仰、习俗、仪式及象征等人文因素。1989年,《民族艺术》刊发了日本学者木村重信的《何谓民族艺术学》,他提出了艺术研究中第三条道路,“不寻求艺术的特殊的、个别的价值,而是追求其综和性的价值。即把艺术在与总体性的生命的联合中加以把握,在艺术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中加以重新探讨”,这些构成民族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木村重信“民族艺术学”所倡导的,也就是艺术人类学所追求的,而《民族民术》在当时就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一研究取向并刊发这篇文章,其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能力可见一斑。尤其在廖明君老师成为杂志的主编之后,他确立“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方向,倡导在跨学科背景下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考察,推动了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拓展了艺术学研究的民间话语空间,促使艺术学在研究方法、领域、重点成果及价值评价体系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艺术学科的发展。高起点、宽视野、新思路的办刊理念,使《民族艺术》避免了同类期刊长期存在的同质化现象,在国内外学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成为民族地区少有的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方李莉(以下简称方):学术平台对于学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起初可能大家希望成立类似这样学术成果的平台,但是是没有意识的。其实,历史潮流正在往那边翻滚,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从思考人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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