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江村的调查实际上是花蓝瑶调查的继续。因此，史国禄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曾说：“如果硬是要问我这一生在社区研究上有什么‘得力武器’，我想到的也许就是从史老师那里学来的‘类型比较法’”[8]356。这是当年费先生在清华园生物楼里天天埋头在找体型类型和模式时打下的学术基础。至于费先生在民族学上提出的“多元一体论”更是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6]317。晚年费先生曾说：“我那篇文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路在60年前早已由史老师灌输入我的脑中，不料经过了多少坎坷的年头才重新在我笔下出现”[8]355。
通过了解其教育背景，可见为什么费孝通在家乡做的江村农村调查到达英国留学后，竟能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受过吴文藻和派克的社区调查工作方法和史国禄的类型比较法的熏陶。
1936年，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先生赴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师从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人类学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并成为后来人类学的规范研究方式。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学术对费先生的影响巨大。入校后，费先生以开弦弓村的调查所得为基础，写成一部博士论文，并在1938年秋天顺利通过答辩。这本著作的中文名字叫《江村经济》，该书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推荐给书商的，在英国首先出版的。当时的人类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大多还是像美洲、非洲、大洋洲上的土著，而描绘文明社会的农民生活的著作极少，费先生的著作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于1939年在Routledge出版,后来列入了“国际社会学丛书”,到1946年短短的7年时间就再版三次，是当时西方世界非常受欢迎的人类学著作。一方面是费先生的文笔和研究角度都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和习惯；另一方面，在书中描述的有关中国这一古老的民族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和挑战，也让西方人看到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因素。
马林诺夫斯基亲自为其写序，他热情地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个标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到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9]13。当时的人类学界不仅很少有人去研究文明国家，更少有人去研究自己的家乡，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启了当时人类学研究的先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的工作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费先生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9]13。他当年弃医转而学习社会学，目的就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来医治中国社会的病症，即以自己的研究来为人类服务，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而马林诺夫斯基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这位学生的志向。他说，“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地感觉到了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了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的祖国进退维谷，是西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在适应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上”[9]14。的确，费孝通当时进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目的，社会责任高于学术追求，马林诺夫斯基亚看到“中国越来越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受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