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吴文藻及其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另一位是潘光旦，潘光旦是一位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发现应该以人为研究本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社会俨然成为一新的本体，于是社会科学成了从社会到社会的本本，成了隔靴搔痒不着痛处的空谈。所以，他提倡社会学要以人为研究中心，尤其是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的研究方面。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
吴文藻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社会学中国化，二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这一思想伴随了费先生的一生，就重视实地考察，并将社会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来研究中国问题。他说，潘先生对他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4]。
费先生除两位中国老师外，在他受教育的经历中，还遇到了三位外国老师。第一位是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1932年，应吴文藻的邀请，派克教授来到到燕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先生记述道：这套方法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当时西方人类学者都必须参与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知。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吴文藻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掌握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社会，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问题。在派克上课期间，曾带学生们去北平的天桥做调查，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式都是坐在书斋里，而派克却将他们带入到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到当时的那些洋学生们从未接触过的底层社会中去做研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费先生写道：以前我们是不去那个地方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5]？然而这种方法对于费先生的影响至深，并确立了他一生“从实求知”的学术旨趣。
当时吴文藻还请来了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朗。如果说派克让他学到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而布朗的讲学为他日后的江村考察打下了基础。由于吴文藻主张要把社会学中国化，就应该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发展中国的社会学。所以，费孝通从吴文藻的建议，考入清华大学史国禄教授的门下。
史国禄1887年生于俄罗斯，1939年10月19日逝于北京[6]317。他在大约20岁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在当时西欧文化的中心接受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接受进化论，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6]319。通过费先生的记录可知，史禄国是欧洲传统学术训练出来的世界级人类学家，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体质、语言、考古以及当代各民族文化的比较。
他为费先生的学术成长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他给费先生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个学年。第一阶段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6]327。由于种种原因，后两个阶段并没完成。尽管如此，费先生还是学到了他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以及对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方法。从史禄国那里费先生学到的有关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组成部分[6]323。
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费先生接受史禄国的建议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次实习是他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